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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郑伯以璧假许田


  (桓元年)

  郑伯以璧假许田,先儒之论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严,而不知其甚宽且怒也;皆知其讥不义,而不知其讥不义之所由起也。

  郑伯以璧假许田者,讥隐而不讥桓也。始其谋以周公之许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谁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谁也?隐既已与人谋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则为桓公者,不亦难乎!夫子知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故讥隐而不讥桓。何以言之?《隐·八年》书曰“郑伯使宛来归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见鲁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则是隐公之罪既成而不可变矣,故《桓·元年》书曰“郑伯以璧假许田”而已。夫许田之入郑,犹祊之入鲁也。书鲁之入祊,而不书郑之入许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说也。“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是郑之业归,而鲁之入之也。“郑伯以璧假许田”者,见郑之来请,不见鲁之与之也。见郑之来请而不见鲁之与之者,见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呜呼,作而不义,使后世无以辞焉,则夫子之罪隐深矣。

  夫善观《春秋》者,观其意之所向而得之,故虽夫子之复生,而无以易之也。

  《公羊》曰:“曷为系之许?近许也,讳取周田也。”《谷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春秋之所为讳者三,为尊者讳故,为亲者讳败,为贤者讳过。鲁,亲者也,非败之为讳,而取易之为讳,是夫子之私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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