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高丽买书利害第二札

论高丽买书利害第二札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奏论高丽使所买书籍及金薄等事，准尚书省札子，二月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收买，金薄特许收买，余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区区论奏者，本为高丽契丹之与国，不可假以书籍，非止为吏人上簿也。今来吏人独免上簿，而书籍仍许收买，臣窃惑之。检会《元祐编敕》，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看详此条，但系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徒二年，则法意亦可见矣。以谓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

　　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来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已是失错。古人有言：“一之谓甚，其可再乎？”今乃废见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韪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与皮冠，于事未有害也，然且守之。今买书利害如此，《编敕》条贯如彼，比之皮冠与旌，亦有间矣。臣当谨守前议，不避再三论奏。伏望圣慈早赐指挥。取进止。

　　贴黄。臣点检得馆伴使公案内，有行下承受所收买文字数内有一项，所买《策府元龟》、《敕式》，虽不曾卖与，然高丽之意，亦可见矣。

　　又贴黄。臣已令本部备录《编敕》条贯，符下高丽人使所过州郡，约束施行去讫。亦合奏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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