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论纲梢欠折利害状

论纲梢欠折利害状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臣闻唐代宗时，刘晏为江淮转运使，始于扬州造转运船，每船载一千石，十船为一纲，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每造一船，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或讥其枉费。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兴，执事者非一，须有余剩衣食，养活众人，私用不窘，则官物牢固。”乃于扬子县置十船场，差专知官十人。不数年间，皆致富赡。凡五十余年，船场既无破败，馈运亦不阙绝。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只，船始败坏。而吴尧卿者，为扬子院官，始勘会每船合用物料，实数估给，其钱无复宽剩，专知官十家即时冻馁，而船场遂破，馈运不继，不久遂有黄巢之乱。刘晏以千贯造船，破五百贯为干系人欺隐之资，以今之君子寡见浅闻者论之，可谓疏缪之极矣。然晏运四十万石，当用船四百只，五年而一更造，是岁造八十只也。每只剩破五百贯，是岁失四万贯也。而吴尧卿不过为朝廷岁宽四万贯耳，得失至微，而馈运不继，以贻天下之大祸。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计，未尝不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之小人也。国家财用大事，安危所出，愿常不与寒陋小人谋之，则可以经久不败矣。

　　臣窃见嘉祐中，张方平为三司使，上论京师军储云：“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四通八达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险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国耳，兵恃食，食恃漕运，漕运一亏，朝廷无所措手足。”因画十四策，内一项云：“粮纲到京，每岁少欠不下六七万石，皆以折会偿填，发运司不复抱认，非祖宗之旧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岁运六百万石，而以欠折六七万石为多。访闻去岁，止运四百五十余万石，而欠折之多，约至三十余万石。运法之坏，一至余此。又臣到任未几，而所断粮纲欠折干系人，徒流不可胜数。衣粮罄余折会，船车尽于折卖，质妻鬻子，饥瘦伶俜，聚为乞丐，散为盗贼。窃计京师及缘河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计，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辈，岂可坐观而不救耶？辄问之于吏。（下有阙文。）乃金部便敢私意创立此条，不取圣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剥，败坏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废格制敕，监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谁何。此岂小事哉！谨按，一纲三十只船，而税务监官不过一员，未委如何随船点检得。三十只船，一时皆遍而不勒留住岸，一船点检，即二十九只船皆须住岸伺候，显是违条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随船为名，公然勒留点检，与儿戏无异。访闻得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来始行点检收税，行之数年，其弊乃出。纲梢既皆赤露，妻子流离，性命不保，虽加刀锯，亦不能禁其攘窃。此弊不革，臣恐今后欠折不止三十余万石，京师军储不继，其患岂可胜言！

　　扬州税务，自元祐三年十月，如行点检收税，至六年终，凡三年间共收粮纲税钱四千七百余贯。折长补短，每岁不过收钱一千六百贯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扬、高邮、楚、泗、宿六州、军，所得不过万缗，而所在税务专拦因金部转运司许令点检，缘此为奸，邀难乞取，十倍于官。遂致纲梢皆穷困骨立，亦无复富商大贾肯以物货委令搭载，以此专仰攘取官米，无复限量，拆卖船板，动使净尽，事败入狱，以命偿官。显是金部与转运司违条刻剥，得粮纲税钱一万贯，而令朝廷失陷纲运米三十万余石，利害皎然。今来仓部并不体访纲运致欠之因，却言缘仓司斗子乞览纲梢钱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扬、楚、泗转般仓并行仓法，其逐处斗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扬州转般仓斗子四十人，皆诣臣陈状，尽乞归农。臣虽且多方抑按晓喻，退还其状，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则见今斗子必致星散，虽别行召募，未必无人，然皆是浮浪轻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钱米，决不能赡养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须重赂轻赍，密行交付。其押纲纲梢等，知专斗若不受赂，必无宽剩，斗面决难了纳。即须多方密行重赂，不待求乞而后行用，此必然之理也。

　　臣细观近日仓部所立条约，皆是枝叶小节，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宁以前，中外并无仓法，亦无今来仓部所立条约，而岁运六百万石，欠折不过六七万石。盖是朝廷捐商税之小利，以养活纲梢，而缘路官司，遵守《编敕》法度，不敢违条点检收税，以致纲梢饱暖，爱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责得本州税务状称，随船点检，不过检得一船。其余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显有违碍。臣寻已备坐《元祐编敕》，晓示今后更不得以随船为名，违条勒令住岸点检去讫。其税务官吏，为准本州及仓部、发运、转运司指挥非是自擅为条，未敢便行取勘。其诸州、军税务，非臣所管，无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编敕》不得勒令住岸条贯，严赐约束行下。并乞废罢近日仓部起请仓法，仍取问金部官吏不取圣旨擅立随船一法，刻剥兵梢，败坏纲运，以误国计，及发运、转运司官吏，依随情罪施行。庶使今后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丧百。臣闻东南馈运，所系国计至大，故祖宗以来，特置发运司，专任其责。

　　选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时许元辈，皆能约束诸路，主张纲运。其监司州郡及诸场务，岂敢非理刻剥邀难？但发运使得人，稍假事权，东南大计，自然办集，岂假朝廷更行仓法？此事最为简要，独在朝廷留意而已。谨具《元祐编敕》及金部擅行随船点检指挥如左。

　　一、准元祐《编敕》：“诸纲运船筏到岸检纳税钱，毋有违限，如限内无故稽留，及非理搜检，并约喝无名税钱者，各徒二年。诸新钱纲及粮纲，缘路不得勒令住岸点检，虽有透漏违禁之物，其经历处，更不问罪，至京下锁通津门，准此。”

　　一、准元祐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尚书金部符：“省部看详，监粮纲运，虽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随船点检得委有税物名件，自合依例饶润收纳税钱，即无不许纳税钱事理。若或别无税物，自不得依例喝免税钱，事理甚明。”

　　右谨件如前者。若朝廷尽行臣言，必有五利。纲梢饱暖，惜身畏法，运馈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贼盗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为家，既免折卖，又常修完，省逐处船场之费，三利也。押纲纲梢，既与客旅附载物货，官不点检，专栏无由乞取，然梢工自须赴务量纳税钱，以防告讦，积少成多，所获未必减于今日，四利也。自元丰之末，罢市易务、导洛司、堆垛场，议者以为商贾必渐通行，而今八年，略无丝毫之效，京师酒税课利皆亏，房廊邸店皆空，何也？盖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通流，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自导洛司废，而淮南转运司阴收其利，数年以来，官用窘逼，转运司督迫，诸处税务日急一日，故商贾全然不行，京师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东南商贾，久闭乍通，其来必倍，则京师公私数年之后，必复旧观。此五利也。臣窃见近日官私例皆轻玩国法，习以成风。若朝廷以臣言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赐重行责罚。若以臣言为是，即乞尽理施行，少有违戾，必罚无赦，则所陈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见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本州已具转般仓斗子二十人，不足于用，必致阙误事理，申乞依旧存留四十人去讫。其斗子所行仓法。臣又体访得深知纲运次第，人皆云行仓法后，欠折愈多，若斗子果不取钱，则装发更无斗面，兵梢未免偷盗，则欠折必甚于今。

　　若斗子不免取钱，则旧日行用一贯者须取三两贯，方肯收受。然不敢当面乞取，势须宛转托人，减刻隔落，为害滋深。伏乞朝廷详酌，早赐废罢，且依旧法。

　　又贴黄。臣今看详，仓部今来起请条约，所行仓法，支用钱米不少。又添差监门小使臣，支与驿券。又许诸色人告捉构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钱五十贯为赏。

　　又支系省上供钱二万贯，召募纲梢。如此之类，费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

　　行之数年，必无所补。臣今所乞，不过减却淮南转运司违条收税一万贯，使纲梢饱暧，官物自完，其利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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