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

　　三代之所以养民者备矣。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

　　其食无不义之食也，其器无不义之器也，商贾通之而不以不义资之也。夫以饮食器用之利，而皆以义得焉，使民之所以要利者，非义无由也。后之世，赋取无度，货币无法，义穷而诈胜。夫三代之民，非诚好义也，使天下之利，皆出于义，而民莫不好也。后之所以使民要利者，非诈无由也。是故法令日滋，而弊益烦，刑禁甚严，而奸不可止。呜呼！久矣，其如此也。治其本，朝令而夕从；救其末，百世不改也。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今秦蜀之中，又裂纸以为币，符信一加，化土芥以为金玉，奈何其使民不奔而效之也。

　　夫乐生而恶死者，天下之至情也。我且以死拘之，然犹相继而赴于市者，饥寒驱其中，而无以自生也。曰：“等死耳，而或免焉”。漕卒之愆，生于穷乏而无告，家乎舟楫之上，长子孙乎江淮之间，布褐不完，藜藿不给，大冬积雪，水之至涸，而龟手烂足者，累岁不得代，不为盗贼，无所逞志。若稍优其给而代其劳，宜亦衰息耳。夫见利而不动者，伯夷、叔齐之事也；穷困而不为不义者，颜渊之事也。

　　以伯夷、叔齐、颜渊之事而求之无知之民，亦已过矣。故夫廷尉、大农之所患者，非民之罪也，非兵之罪也，上之人之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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