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与王介甫书

与王介甫书

　　（熙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光居尝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春暖，伏惟机政余裕，台候万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则固不敢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处语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此其所以和也。向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髙而学富，难进而易退，逺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巳，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窃意门下之士方曰誉盛徳而赞功业，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非门下之士，则皆曰：彼方得君而专政，无为触之以取祸，不若坐而待之，不过二三年，彼将自败。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亦不忠于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则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则不然，忝备交游之末，不敢苟避谴怒，不为介甫一一陈之。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

　　何以言之，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其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樊湏请学稼，孔子犹鄙之，以为不如礼义信，况讲商贾之本利乎？使彼诚君子邪，则固不能言利；彼诚小人邪，则惟民是虐，以饫上之欲，又可从乎？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此其为害巳甚矣，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使行新法于四方，先散青苖钱，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次又欲更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陵轹州县，骚扰百姓者，于是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书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伊尹为阿衡，有一夫不获其所，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孔子曰：“君子求诸巳。”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顾市佣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独以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极之道，施之于天地人，皆不可须臾离。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及其失也，乃与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

　　自古人臣之圣者，无过周公与孔子。周公孔子亦未尝无过，未尝无师。介甫虽大贤，于周公孔子则有间矣。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天下莫能及，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喜之；与我不合，则恶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谄谀之士何由远？方正日疏，谄谀日亲，而望万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远，难矣。夫从谏纳善，不独人君为美也，于人臣亦然。昔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之善否。或谓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薳子冯为楚令尹，有宠于薳子者八人，皆无禄而多马。申叔豫以子南观起之事警之，薳子惧辞八人者，而后王安之。赵简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谏，日有记，月有成，岁有效。周舍死，简子临朝而叹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吾是以忧也。”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鄼文终侯相汉，有书过之史。诸葛孔明相蜀，发教与群下曰：“违覆而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董幼宰参书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孔明尝自校簿书，主簿杨颙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请为公明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执耕稼，婢典炊爨，鸡主司晨，犬主吠盗，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不复付，任形疲神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失为家主之法也。”孔明谢之。及颙卒，孔明垂泣三日。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荐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壮，好直言，定公时有得失，原辄谏争。又公论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叹曰：“是我所以贵徳渊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尽哀，曰：“徳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过哉？”此数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乐闻直谏，不讳过失故也。若其余骄亢自用，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介甫多识前世之载，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诗云：“执柯伐柯，其则不远。”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不远求也。介甫素刚直，每议事于人主前，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詈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昔王子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巳，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

　　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巳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

　　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则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专欲违众而能有济者也。使诗书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则已若犹可信，则岂得尽弃而不顾哉？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而弃先圣之道，违天下人之心将以致治，不亦难乎。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苖钱不便者，天子出其议以示执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乐，引疾卧家。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窃闻介甫不相识察，颇督过之，上书自辩，至使天子自为手诏以逊谢，又使吕学士再三谕意，然后乃出视事。出视事，诚是也，然当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报天子之盛徳。今则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诘责使之分析。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未散青苖钱，劾奏乞行取勘。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不复顾义理之是非、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光窃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髙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过，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于明？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日前矣，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

　　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云：“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傥未赐弃掷，幸与忠信之士谋其可否，不可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于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

　　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于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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