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三

卷十三

　　孔子与宾牟贾言《大武》，曰“声淫及商”何也？对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传也。若非有司失其传，则武王之志荒矣。武王之志犹不贪商，而孟子曰文王望道而未之见，谓商之录未尽也，病其有贤臣也。文王贪商如此其甚，则事君之小心安在哉？岂孔子妄言哉？孔子不妄也，孟子之诬文王也。”或曰：“孟子之心，以天下积乱已久，诸侯皆欲自为雄，苟说之以臣事周，孰能喜也？故揭仁义之竿，而汤、武为之饵，幸其速售，以拯斯民而已矣。”曰：“孟子不肯枉尺直寻，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其肯屑就之如此乎？夫仁义又岂速售之物也？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固知有周室矣。天之所废，必若桀、纣，周室其为桀、纣乎？盛之有衰，若循环然，圣王之后，不能无昏乱，尚赖臣子扶救之耳。天下之地，方百里者有几？家家可以行仁义，人人可以为汤、武，则六尺之孤可托者谁乎？孟子自以为好仁，吾知其不仁甚矣。”

　　齐王欲见孟子，而称有疾。明日，出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请必无归，而造于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行矣”。则曰：孔子当仕有官职。夫孟子为齐卿，无官职邪？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孔子德薄且齿少邪？君之所不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谓讲道之顷耳，非常常然也。人君尊贤，其臣尚当辞，矧可以要之也哉？是孟子之骄习矣，宜乎其教诸侯以反天子也。

　　孟子曰：“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今之学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得以行王道。孟子说诸侯行王道，非取王位也。”应之曰：“行其道而已乎？则何必纣之失之也？何忧乎善政之存？何畏乎贤人之辅？尺地一民，皆纣之有，何害诸侯之行道哉？”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行王政而居明堂，非取王位而何也？君亲无将，不容纤芥于其间，而学者纷纷，强为之辞。又谓孟子权以诱诸侯，使进于仁义，仁义达则尊君亲亲，周室自复矣。应之曰：“言仁义而不言王，彼悦之而行仁义，固知尊周矣。言仁义之可以王，彼悦之，则假仁义以图王，唯恐得之之晚也，尚何周室之顾哉？呜呼！今之学者雷同甚矣，是孟子而非《六经》，乐王道而忘天子。吾以为天下无孟子可也，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可也，不可以无天子。故作《常语》，以正君臣之义，以明孔子之道，以防乱患于后世耳。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悼学者之迷惑，聊复有言。”（右李泰伯《常语》）毁我知之，誉我知之，是邪非邪？必求诸道，非道则已。孟子，吾知其有以晓然合于孔子者，《常语》不得不进之也。而谓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久则难变，故文王未洽于天下。齐有千里之地，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其数，则过；其时考之，则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是教诸侯以仁政叛天子者也，欲为佐命者也，《常语》不得不绝之矣。夫天子，固不可叛也；《六经》，亦不可叛也。苟可叛之，则视孟之书犹寇兵虎翼者也。孟既唱之，学者和之，刘歆以《诗》、《书》助王莽，荀文若说曹操以王伯，乃孟之一体耳。使后世之君，卒不悦儒者，以此。《常语》之作，其不获已，伤昔之人，以其言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经》。故曰：天下无孟子则可，不可以无《六经》；无王道则可，不可以无天子。是有大功于名教，非苟言焉。（右陈次公《述常语》）

　　孟轲诚学孔子者也，其有背而违之者，《常语》讨之甚明。世之学者，不求其意，漠尔而非之，是亦有由然也。何也？由孔子百余岁而有孟轲，由孟轲数百岁而及扬雄，又数百岁而及韩愈。扬与韩，贤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于其书。今《常语》骤有异于二子，宜乎其学轲者相惊而譊譊也。然譊譊者，岂知二子之尊轲处，《常语》亦尊之矣。所缪者，教诸侯以叛天子，以为非孔子之志也，又以“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为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经》，《常语》可不作邪？且由孟子没千数百年矣，初荀卿尝一白其非，而扼于扬子云，及退之“醇乎醇”之说行，而后之学子遂尊信之。至于今兹，其道乃高出于《六经》，《常语》不作，熟为究明？或日：“子言则是矣，如众口何？”曰：“顾与圣人如何尔，尚谁众人之间哉！故曰人知之非我利，人不知非我害。”（右傅野《述常语》）

　　桃应问于孟子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其天下。”刘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孝子之事亲也，既外竭其力，又内致其志，不使其亲有不义之名，不使其人有间非之言。瞽叟使舜涂廪，从而焚之，乃下；使浚井，从而掩之，乃出；舜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夔夔齐栗，瞽叟亦允若。《书》曰：‘父顽，母嚣，弟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由是观之，舜为天子，瞽叟必不杀人也。仲尼之作《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故以子则讳父，以臣则讳君，岂独《春秋》然哉？虽为士者亦然。故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以听之。昔者商鞅之作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贰也，不可以刑，刑其傅与师。鞅之法刻矣，然而犹有所移。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必不执也。叶公子高问于孔子曰：‘吾党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由是观之，瞽叟杀人，皋陶虽执之，舜必不听也。舜岂以天下有所受，顾临其亲哉？夫圣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养，莫备焉。德为圣人，尊为天子，以天下养，然而不能使其亲无一朝之患，是则非舜也。知圣人之德，知天子之尊，知天下养之备焉，而不知天子父之贵也，而务搏执之，是则非皋陶也。无其事云尔，有其事，奚至于‘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尽理，权而不尽义。夫衡之为物也，徒悬则偏而倚，加权焉则运而平。一重一轻之间，圣人权之时也。请问权？曰：皋陶不难弃士，不过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权之，天下之为君臣者必定，义莫高焉。舜不难弃位，不过隐法而已矣。以父子权之，天下之为父子者必悦，仁莫盛焉。故善为政者，无以小妨大，无以名毁义，无以术害道，无以所贱干所贵，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则为之，贬其名有以安天下则为之，其唯舜、皋陶乎？”（右刘原父《明舜》）

　　予读韩愈书，知其斥杨墨、排释老，以尊圣人之道，其志笃矣。自孟轲扬雄没，传其道而醇者，唯韩愈氏而已。然其言孟轲辅圣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过矣。得非美其流而忘其源乎？当尧之时，洪水浸天下，民病其害深矣。虽尧舜之圣，犹咨嗟遑遑，未有以治之之道，禹乃决横流而放于海，粒斯民而奠厥居，是天下之患，非禹不能去，昭昭然矣。虽百夔离又何益哉？孔子之道，衣被天地，陶甄日月，万类之性，人灵之本，孰不由其德而能存乎？苟一日失之，则鸟兽之不若也。当周之亡，辩诈暴横，圣人之道偶不行于一时，亦犹天地之晦，日月之蚀，运之常也，复何伤乎？盂轲，学圣人者也，愤然而兴，辟杨墨，诛叛义，以尊周公、孔子，信有大功于世。然圣人之道无可无不可，苟当时轲之徒不能力排杨墨，横遏异端，明仁义以训天下，则圣人之教果从而废乎？若使圣人之道遭杨墨之害而遂衰微，则亦一家之小说尔，又乌足谓万世之法哉？轲虽欲张大其教，天下可从而兴乎？是圣人之道，不为一人而废，一人而兴，又昭昭然矣。其后嬴政肆虐，火其书，窒其途，愚天下之耳目，使不能通其说，其为害过杨墨远矣。然汉家之兴，则孔氏之言，雷震于海内，岂又由轲之辩而后行邪？故曰：誉之不足益，毁之不足损，由其道大也。后之儒者，有能立言著书，振扬其风，发明其旨则可矣。若曰：随其废而兴之，因其塞而通之，得非过矣乎？予谓杨墨之祸，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虽见侵毁，亦不由轲而益尊。苟毁誉由轲而兴，则不足谓之孔氏之道，使圣人复生，必不易于言也。（右张俞《论韩愈称孟子功不在禹下》）

　　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谥法》曰：“受禅成功曰舜，仁圣盛明日舜。”《白虎通》曰：“舜犹僢僢也，言能推信尧道而行之。”孔安国曰：“舜生三十，征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数，为天子五十年，凡寿一百十二岁。”案《书》称“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言百姓思慕尧德，且明舜虽受终，令天下服丧三年，如继世之礼，故于“殂落”下终言之。下文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谓尧崩逾年，见于文祖庙而改元。孟轲不达此言，以为三载服除后，舜格于文祖，乃妄称孔子曰舜既为天子，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若然，当以服除之月至庙，不当用于“正月元日”也。逾年改元，《春秋》常法，迄今如之。轲又云尧、舜、禹崩，三年丧毕，舜、禹、益皆避其子，然后践位。且舜正月上日受终文祖，已二十八年，岂容至服除未定，方让其子？孔安国仍轲之谬，乃曰舜服尧丧三年毕，将即政，复至文祖庙。周衰，杨墨道盛，孟子排而辟之，可谓醇矣。其于论经义，说世事，知谋往往短局乖戾，陋儒爱其词简意浅，杂然崇尚，固可鄙笑也。司马迁云：“舜年三十，尧举之，五十摄行天子事，五十八尧崩，六十一代尧践位，三十九年崩。”亦用孟轲旧说也。郑玄云：“舜生三十，谓生三十年也。征庸三十，谓历试三十年也。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谓摄位至死为五十年，舜年一百十岁也。”（右刘道原《资治通鉴外纪》）

　　臣闻《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与《礼》之尊无二上，其旨实同。盖国之于君，家之于父，学者之于孔子，皆当一而不二者。是以明王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国家五十年来，于孔子之道或二而不一矣。其义说归之于老庄，而设科以《孟子》配《六经》，视古之黜百家而专明孔氏《六经》者，不亦异乎？前者，学官罢黜孔子《春秋》，而表章伪杂之《周礼》，以孟子配乎孔子。而学者发言折中于《孟子》，而略乎《论语》，固可考矣。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时，会官僚讲《孝经》而读《孟子》，盖《孟子》不当先诸《论语》者也。如以《孟子》先诸《论语》，岂所以傅道皇太子天资迈世之令德而视之以一德哉？臣愚窃以谓宜讲《孝经》而读《论语》，恭俟讲《孝经》毕日，复讲其已讲之《论语》，则其入德亦易矣。或间日读《尔雅》以示文字训诂之本源，而明天地万物之名实，先儒谓《尔雅》本是周公训成王之书，信不诬矣。臣愚流落衰暮之时，荷圣君一日非常之眷，自太子左谕德，授以詹事，苟有所志，不敢无犯而有隐。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诬谤不浅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圣度，旁烛万代之微，而不为世俗惑也。重惟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六经》，则宗庙社稷之流光不亦伟乎！臣闻以狂瞽独见之言，干冒宸庚，不胜惶惧待罪之至。（右晁以道《奏审皇太子读〈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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