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城集》序|钱谦益

《增城集》序

　　户部郎伊阙李君榷关浒墅，编次所著《增城集》若干卷，镂版行世。余读而叹曰：《书》有之：诗言志，歌永言。春秋诸大夫会而赋诗，曰武亦以观诸子之志。斯集也，可以观李君之志矣。

　　夫世之称诗者。较量兴比，拟议声病，丹青而已尔，粉墨而已尔。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其或不然，剽窃掌故，傅会时事，不欢而笑，不疾而呻，元裕之所谓不诚无物者也。志于何有？今以李君之诗观之，古乐府取诸《长庆》之讽谕，杂诗取诸梓潼之《感兴》，七言古诗取诸少陵之变风，五七言今体仗境托物，缘情绮靡，要以言其志之所之而已。少陵当天宝、乾元之间，嗟辅相之失职，悼法令之滋章，故其诗曰：“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君之诗，于虏讧盗横，民穷政僻，无不极其忾叹，而归其责于政本，有将荷作柱，以榝充帏之刺焉。盖君之通达国体，切直敢言如此。令采风之使，进而被之管弦，言之无罪，闻之足戒，岂不足以列四诗之目，而称五谏之首也哉！君以名家子鹊起甲科，居官理平。中更坎陷，无左官迁客之思。在关门计口食俸，帘阁萧然，以其间与通人高士，丹铅文史，觞咏移日。君之志固不尽于诗，而诗亦不足以尽君也。以此观君之志则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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