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基集卷二十(3)

卷二十(3)

　　◇楚人伐郑，公子遂会晋人〈云云〉救郑，楚子使椒来聘

　　外夷猾夏，而中国失御侮之道，故外夷遂强，而用中国之礼焉，此夷夏盛衰之大机也。

　　夫外夷之所以强，皆由中国不振而已矣。当我文公之时，晋灵少懦，不在诸侯。楚人师于狼渊以伐郑，是以此尝晋之能否也。晋大夫以五国之师救郑而缓不及事。《春秋》贬大夫而人之，以见中国之不振，自此始欤。由是楚势遂张，而使椒聘鲁，乃以爵书，而君臣并见，然后华夷无复辨矣。可不为之寒心哉！尝谓夷狄猾夏未足忧，而中国之衰为可忧，何哉？当齐桓创伯之时，荆始入蔡而伐郑，其势张矣。桓公同盟于幽之后，荆始来聘，其进不过书人，而国号且未改也。既聘之后，屡驾伐郑，而改称楚，不骎骎乎强大而将不可遏欤？然而次陉之伐，振旅于前；而城濮之战，献捷于后。终桓、文之世，不得以爵见经，以中国之有人也。城濮以来，楚人不敢北向者十有五年。今而忽起伐郑之师，宁不谓中国无人而可以逞其愿乎？是役也，实华夷盛衰之大机也。晋之执事，不思折冲御侮以消外患，虽起救郑之师，而逡巡畏缩，不即赴敌，遂使郑国失三大夫，不得已而及楚平，谁之咎耶？《春秋》于伐郑之楚，犹以“人”书，向使晋能遏之于此，亦何致遂成其强哉？惟晋人不识事势，而坐失其机，然后强夷得遂其志，而越椒来聘，公然以中华之礼行乎望国，观其以玉帛而来，固异乎执干戈以从事，推原其心，岂诚知义而慕之者哉？不过借此以为窥觇之计耳。《春秋》于救郑之役，贬诸大夫而称“人”，而中国之失策自此始也。至于来聘之役，遂进楚而称“子”，以蛮荆之得与齐、晋并肩自此始也。由是而次厥貉，由是而侵陈，遂侵宋，无乃滥觞于伐郑，而滔天于聘鲁也欤？甚而至于辰陵之盟、于邲之战，首足遂倒悬焉。然则晋灵赵盾长乱之罪，无所逃矣。

　　或曰：“来聘之举，传谓与之，今子之云，得无异乎？”曰：“君臣并书，固与之也，而浸强之意见焉；不然，何以从此而凡役得书爵耶？愚请为之说曰：滕子来朝，自是而皆称子。若曰滕之沦于夷狄，自朝桓始也；楚子使椒来聘，自是而得称子，若曰楚之进于中国，自聘鲁始也。吁！圣人之旨微矣哉！”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有年

　　礼施于不当施之人者，人事之失；瑞降于不当降之国者，天道之变也。夫时聘结好，常礼也，而以为非，何哉？鲁桓以不义得国，王法所当讨也。今齐侯使其弟年来聘，兹非人事之失乎？百谷顺成，嘉瑞也，而以为异，何哉？鲁桓以不义得国，天理所不容也。今五谷皆熟以有年，兹非天道之变乎？在他君以聘问为礼，而施于桓公则非；在他君以有年为常，而降于桓公则异。圣人之旨微矣哉。

　　尝谓《春秋》之作，无非为存天理、正人伦计也。人事舛，则伦不正；天道僭，则理不明。圣人上奉天时，下立人纪，故有赏刑之庸，而有燮理之道焉。《春秋》，天子之事也，安得不于天人之际交致其谨也哉？是故鲁桓篡隐而夺其位，人伦之大变也。执之者无罪，杀之者无禁。暴明其恶，恭行天罚，宜也。鲁之臣子，义不戴天，而莫能讨，则邻国之所当举法也，况于太公，实受赐履之命，齐可以不问乎？奈何不修方伯之职，乃使其贵介弟将玉帛以修好？人事之反其常，未有甚于此者矣。《春秋》书曰：“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所谓礼施于不当施之人也。桓篡隐而有其国，天理之大变也。不有人祸，必有天殃。旱干水溢，疾疫饥馑，宜也。天下诸侯视以为常，而莫能讨，则惟天能诛之耳。况于丰年之瑞，当应于有道之国。鲁何以致此乎？奈何不有凶灾之谴，当其即位之三年，乃获五谷皆熟之庆？天道之反其常，未有甚于此者矣。《春秋》特书曰“有年”，是谓瑞降于不当降之国也。《春秋》深明天人之理，安得不以为非常之事而谨书之哉？厥后宣公之恶，犹桓也。元年齐侯与之会于平州，以定公位，则亦僖公修聘之类也。十六年而大有年，则亦桓公有年之类也。人事之失，天道之变，《春秋》特于二公备之。圣人诛乱讨贼之法严矣哉！

　　虽然，弟年来聘，齐之罪也，而有年之瑞，天亦僭乎？以桓公在位十有八年，大水螽灾，每见于经，而仅一有年，则他岁之歉可知矣。桓公之罪可诛，而周公之遗民不可殄也。天为民而有年，岂桓公有以致之哉？不然，彭生之难，亦不异於氏之祸，何耶？故曰“天定亦能胜人”，不可诬矣。

　　◇考仲子之宫。筑王姬之馆于外

　　望国以非礼为礼，《春秋》书之，所以正其失也。

　　夫知其不当为而为之者，天下之大罪矣。故仲子，惠公之妾也，不当祀以夫人之礼，而隐公成其父之邪志，为别立宫以祀之，盖自以为得礼，而不知其非礼也。齐者，鲁之仇也，不当为之主婚，而庄公忘其父之仇，为筑王姬之馆于外，亦自以为得礼，而不知其悖礼也。由此言之，岂非故为其所不当为者乎？此《春秋》所以深恶之也。

　　古者庶子在父母之室，为其母不禫，所以厌于尊；慈母与妾母不世祭，所以降于嫡。此礼之当辨者也，况以妾母而敢立宫以尊之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与同国；九族之仇，不同乡党。此义之当行者也，况以父仇而敢筑馆以主其婚乎？今隐公紊嫡庶之分，而庄公忘父子之亲，天理绝而人伦亡矣，《春秋》安得不深责之哉！且仲子者，桓公之妾母也。隐公承先君之邪，而让非其所当让，将立其子，而先尊其母，特以孟子既入惠公之庙，则仲子不得与之并享，则非不知仲子之为妾矣，故特奉之以别宫。自常情言之，则不敢致诸太庙，而别立宫焉，疑若称也；由君子观之，则谓公虽不敢祔仲子于太庙，而立宫之礼亦非。故《春秋》因其始祀而书曰“考仲子之宫”。“考”者，始成而祀也；不曰“夫人”而曰“仲子”，正其名也。而隐公之以非礼为礼可知矣。庄公之于齐，不共戴天之仇也。天王嫁女于齐，而使鲁为之主，害义甚矣。为庄公者，泣血以请辞焉而勿从之，可也，奈何藐然不顾而遂受命焉？然不馆之于国内，则非不知其不当为也，故特筑王姬之馆于外。自常情言之，则筑馆于外，不失居丧之礼，疑若可也；以大义言之，则公也方当寝苫枕戈之时，而与仇人主婚姻之礼，不亦悖乎？故《春秋》特书“筑王姬之馆于外”，则庄公之以非礼为礼，又可见矣。夫考宫，常事也，其得为者不书，而“考仲子之宫”则书，以其乱夫妇之伦也。考宫书于上，而继之以“初献六羽”，六羽尤非仲子所当用，则隐公之罪不可逃矣。鲁主王姬久矣，其得为者不书，而庄公之主齐婚则书，以其忘父子之伦也。筑馆书于上，而继之“王姬归于齐”，归齐则非鲁所当主，而庄公之罪不可逭矣。斯二者，三纲之所系也，《春秋》安得不深谨之哉！

　　呜呼！鲁之礼若是耶，而曰犹秉周礼也，然则当时诸侯之于礼可知矣！

　　◇会于萧鱼，秦人伐晋，莒人伐我东鄙，围台

　　伯主既服贰国，而不能制外患，此《春秋》之所惜也。夫功不在大，而患不在小也。惟不虑患于功成之后，则未有不失之者矣。

　　晋悼公叠三驾之劳，以得郑于萧鱼之会，此中国莫大之功也。奈何秦人继之以伐晋。借曰秦，晋仇也，蕞尔莒乃敢伐我东鄙而围台，彼固有以觇晋之怠矣。而当悼公之世，有是焉，宁不深可惜哉？故自萧鱼而晋伯衰矣。吾尝观于齐桓公矣，方其伯之盛也，攘夷狄，恤与国，纠逖王慝，如恐弗逮，何其勤耶。至于葵丘既盟，怠心遽肆，由是楚狄交炽，公不能抑。君子伤之，以为有始而无终也。然而缘陵之城，救徐之役，功虽不足，犹有事焉，而未至如晋悼之遽自画于服郑也。人徒知葵丘为桓公盛衰之会，又孰知夫萧鱼为悼公勤怠之机耶！何也？悼公之入国也，逐不臣七人以治内，围宋彭城以治外，而复伯之权舆，已在此矣。由是而睦诸侯，和戎狄，三分四军，以待来者，其勤为何如耶？故郑人之未服也，申之以五会，震之以三驾，屡盟而屡叛，屡叛而屡伐。公亦知服人以威之未尽善矣，于是乎肆青围郑，聊以张吾三军，而纳斥候，禁侵掠，旋继于行成之后，讲好会而却担盟，推至诚以待郑使，反复之人，不惟面革，而有服其心，庶几乎王者之气象矣。奈何服郑之后，遂自纵弛。秦，虎狼也，党楚而来谋我，盍亦预为之防乎？今也徒知一郑之服为可喜，而不知外侮之至为可忧。蜂虿有毒，况敌国乎！秦人来伐，乃使士鲂以孤军御之，卒易秦而不设备；于栎之战，不敢以告诸侯，亦可耻矣。比及明年，僻陋在夷之莒，亦敢兴师伐鲁，而围其邑。夫鲁，晋之同姓，事晋最谨，而莒敢陵之，岂徒弱鲁而已？知晋之怠而不畏也。观《春秋》书萧鱼之会，而继书“秦人伐晋”，明年又书“莒人伐我东鄙，围台”，无乃与“盟于葵丘”而继书“狄灭温，楚人伐黄”之事类乎？

　　虽然，萧鱼之会，晋悼之终也，诸侯赖之，稍获息肩，当衰乱之世，亦可谓之小康。然以圣人之王道律之，则不然矣。悼公以清明之资而止于此，宁不深可惜哉？悼公没，晋伯替矣。推原其由，悼公之政，大抵以大夫分之。当其盛也，有荀、魏绛之良；及其衰也，伐秦制于栾黡，而会戚惑于荀偃、师旷，然骎骎不振，而溴梁之乖见矣。无竞维人，岂虚语哉？

　　◇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岩

　　列国互用诈以相覆，《春秋》直书之，亦可见出乎己者之反乎己也。夫兵，圣人之所恶也，而况于以诈谋交相倾覆者乎！

　　我哀公之九年，宋皇瑗帅师取郑师于雍丘。越五年，而郑罕达又帅师取宋师于岩。夫“取”者，悉虏而俘之也。成师以出，而使敌人得尽取之，则败者必有不备不虞之失，而胜者必有出其不意之计。诈谋并作，仁义涂炭，宁不重可怜哉？观《春秋》书宋、郑互相取师之文，可以有所感矣。

　　先王用三驱而不掩群；君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待物且尔，而况人乎？时入春秋，诸侯放恣，干戈相寻，靡有宁岁。用诈逞奇，纷纷而莫之禁。以奸宄为仁义，以杀戮为寻常，在王法不可胜诛矣。今郑大夫欲外取邑以与嬖人，于是乎有围宋雍丘之举，其罪岂不大哉！《春秋》乃舍郑人之围邑，而专著宋人取师之罪，何也？夫敌加于己，自反而有礼焉，则修文告以却之，不得则告于天子，请于方伯，必有能伸之者。今也不然，则围郑师于雍丘，日迁舍以合垒，是宋人之志，在于尽割其众，而异于解罔祝禽者矣。则不仁孰大焉？故《春秋》不书郑之伐宋，而但曰“宋皇爰帅师取郑师于雍丘”，言“取”，则无一人得脱可知，而郑之悬军深入、自取败亡之罪，亦可见矣。佳兵，不祥之器，出乎尔者，必反乎尔矣。不越五载，而郑罕达又以取宋师书于经。夫向巢欲尽平元之族而围岩，亦犹郑人之围雍丘也。郑罕达救岩而围宋师，亦犹皇瑗之救雍丘而围郑师也。则郑人之志，亦在于报宋，必欲悉虏而俘之矣。彼以不道施诸我，而我又以不道报之，以怨易怨，当何时而已乎！《春秋》亦不书宋人之伐郑，而直书曰“郑罕达帅师取宋师于岩”，则用诈之罪在郑，而宋之不备不虞、以取丧败之罪，又可知矣。

　　夫国以民为本。君子之爱民也，如保赤子，不时且不敢使，况以私忿小怨，驱而纳诸陷阱之中，使其肝脑涂地、骨肉离析至此极哉！有伯者作且不可容，律以春秋之王法，皆当服上刑矣。抑尝考之春秋之初，书曰“宋人、卫人入郑”，而继之曰“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是二国之以诈谋相掩，非一日矣。桓文迭起，而取师之文不见于经，至是乃两见焉，而又出于宋、郑。宋以先代之后作宾王家，而郑以母弟懿亲蕃屏王室，而坏法乱纪，至于如此，可胜诛哉？呜呼！观宋殇、郑庄于春秋之始，而知天下之无王，观宋皇瑗、郑罕达于春秋之终，而知天下之无伯，始而诸侯，终而大夫，又可以言世变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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