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57)_康有为

五七

　　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向则伏生之学，歆则反是，《五行传》具在，今可覆按。“乖戾”即由于此，作志者自不知耳。

　　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兴方于大航市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国学。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余所存，无复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于齐、梁之间，考其篇目似孔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

　　梅赜所献之伪古文，国朝阎氏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攻难不遗。然伪古文实出王肃，唯肃之学乃能为之。肃既伪《书》，又伪《家语》以证之，与刘歆同一心法。武帝时立学官，梅赜不过再献之，如陈元、韩歆请立《左氏》之类。此志谓东晋“梅赜始得”，“齐建武中列国学”，殆未为确也。独晋世秘府既有古文，郑注又复行世，逸篇尚见于齐、梁间，篇目同十六篇之旧，则真伪易见，何无人据《汉书·艺文志》十六篇之说以折之？亦可异事也。然古文亦为伪作，则王肃之书为伪中之伪。于今梅、阎、惠、江、王、孙数家之书彰彰大行，童学皆知，此不复及。

　　《诗》者，所以导达心灵，歌咏情志也。故曰“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后君尊于上，臣卑于下，面称为谄，目谏为谤，故诵美讥恶，以讽刺之。初但歌咏而已，后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劝戒。夏、殷已上，诗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刘克笃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绪，武王克平殷乱，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诵美盛德，踵武相继。幽、厉板荡，怨刺并兴。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

　　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周”字当是“商”字之误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韩诗外传》“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纣之余民也。”卷三《汉书·古今人表》以太师挚诸人次之第三等，在祖伊之后，虢中、虢叔之前，与微子、箕子、比干、胶鬲、微中、商容、师涓、梅伯、邢侯、鬼侯同列。师古注曰：“自师挚以下八人，皆纣时奔走分散而去，郑玄以为周平王时人，非也。”

　　《史记·周本纪》“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疵”与“挚”、“强”与“阳”音近。《论语》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盖《关雎》乐章作于师挚。《汝坟》称“王室如毁”，《文王》称“天命靡常”，洋洋盈耳之时，正靡靡溺音之日。西汉今文家说莫不同之。此云“其后王泽竭而《诗》亡，鲁太师挚次而录之”，盖郑学盛行，隋、唐人皆用其说，不足据也。然《史记·礼书》云“仲尼没后，受业之徒沈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此谓弟子，非指疵、强诸人，注家之误，盖缘此也。

　　孔子删《诗》，上采商，下取鲁，凡三百篇。

　　《史记》《汉书》皆作“三百五篇”，此云“三百篇”，或脱文。

　　至秦，独以为讽诵不灭。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于浮丘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终于后汉，三家并立。汉初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训诂传》，是为“《毛诗》古学”，而未得立。后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于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益。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又有《业诗》，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

　　《毛诗序》辨见《经典释文》。《毛诗》在后汉甚孤，自《郑笺》大行，而三家遂亡矣。若业注者，其朱传之先声邪？

　　自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先王制其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亲疏之节。至于三代，损益不同。周衰，诸侯僭忒，恶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时已不能具，至秦而顿灭。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于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仓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仓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于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后汉唯曹充传庆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虽存并微，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

　　郑氏本传小戴今学，志云“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于义长者作注”，则康成定本以古为主，其害则在杂揉今古也。然自此大小戴、庆氏之学亡矣。

　　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

　　刘歆伪撰《周官》，托出河间，无云李氏得之，此又魏、晋后增造之伪经说也。

　　《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于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因以教授。是后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经，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其余并多散亡，又无师说。

　　右辨皆见前。唯此志独称“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是二戴相传经师之学，皆无《月令》《明堂位》《乐记》可见。盖《月令》《明堂位》伪作于刘歆，《乐记》亦歆所改窜者，《汉书·魏相传》言“相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亦歆所窜入者。《礼记乐记》正义引《别录》作“四十九篇”，《别录》为歆所作，则四十九篇之名定于歆无疑。特密传至马融，注《小戴记》，始大显。郑康成受业于融，为之作注。千余年来，《郑注》立于学，学者自少习《郑氏》，忘《月令》《明堂位》《乐记》之所出。赖此志述其源流，犹能见窜伪之迹耳。

虚阁网(Xug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