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伪经考(11)_康有为

一一

　　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用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秦本纪》引“君子”凡二条，以其无关《春秋》书法，故不录。“分野”为歆伪撰，辨见卷十四。

　　凡所引《史记》窜入诸条，皆确凿无可疑者。考《史记》一书，《太史公自序》称“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自完具。唯班固所见，已云“十篇有录无书。”《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而褚少孙补之，《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说故《索隐述赞》云“惜哉残缺，非才妄续。”然自褚少孙后，续者尚多。《后汉书·班彪传》“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章怀注“好事者，谓杨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正史篇》云“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杨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若杨终之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后汉书·杨终传》犹不数也。当成帝时，东平王宇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书》，朝廷不与，《汉书·东平思王传》则外人见者绝少，其唯刘歆肆行窜入，至易也。《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则张晏见本，序目有《兵书》也。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曰“序目本无《兵书》，张云亡失，此说非也。”刘奉世曰“《兵书》即《律书》，盖当时有尔。”盖史迁有《兵书》无《律书》，师古据其所见歆本误言之，盖《律书》亦歆所窜补者也。赵氏翼论《史记》为后人增窜甚详，惜未知即为刘歆所窜，而频疑褚少孙耳，今全录于此：

　　《廿二史箚记》（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条云“《汉书·司马迁传》谓：‘《史记》内十篇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曰‘迁没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凡十篇。元、成间，褚少孙补之，文辞鄙陋，非迁原本也。”是少孙所补只此十篇。然细按之，十篇之外，尚有少孙增入者。如《外戚世家》增尹、邢二夫人相避不相见，及钩弋夫人生子，武帝将立为太子，而先赐钩弋死，又卫青本平阳公主骑奴，后贵为大将军，而平阳公主寡居，遂以青为夫等事。《田仁传》后，增仁与任安皆由卫青舍人选入见帝，二人互相举荐，帝遂拔用之等事。

　　又《张苍申屠嘉传》后，增记征和以后为相者，车千秋之外，有韦贤、魏相、丙吉、黄霸，皆宣帝时也；韦玄成、匡衡，则元帝时也。此皆少孙别有传闻，缀于各传之后。今《史记》内各有‘褚先生曰’以别之。其无‘褚先生曰’者，则于正文之下另空一字以为识别，此少孙所补显然可见者也。又有就史迁原文而增改者。《楚元王世家》后叙其子孙有地节二年者，则宣帝年号也。《齐悼惠王世家》后叙朱虚侯子孙有至建始三年者，则成帝年号也。此则皆在迁后，而迁书内见之，则亦少孙所增入也。

　　又《史记·匈奴传》，太初四年，且鞮侯单于立。其明年，浞野侯亡归。又明年，汉使李广利击右贤王于天山，又使李陵出居延。陵败降匈奴，则天汉二年也。又二年，汉使广利出朔方，与匈奴连战十余日，广利闻家已族灭，遂降匈奴，则应是天汉四年事。然《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李陵降匈奴，与此传同；而广利之降则在征和三年，距天汉四年尚隔七年，殊属歧互。不知者必以史迁为及身亲见，与班固事后追书者不同，自应以《史记》为准。然征和元年巫蛊事起，二年太子斩江充，战败自杀；而广利之降，则以太子既死之明年。广利出击匈奴，丞相刘屈牦饯于郊外，广利以太子既死，属屈牦劝上立昌邑王为太子。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所生子，广利甥也。此语为人所告发，帝遂诛其家，广利闻之，乃降匈奴。是广利之降在卫太子死后，而太子之死实在征和二年。

　　此等大事，《汉书·本纪》编年记载，断无差误，则广利之降必不在天汉四年明矣。再以《汉书·匈奴传》核对，则李陵降匈奴以前皆与《史记·匈奴传》同。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兵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无所得，乃引还，并未降匈奴也。又明年，匈奴且鞮侯单于死，狐鹿姑单于立，是为汉太始元年。狐鹿姑立六年，遣兵入寇上谷、五原、酒泉，汉乃又遣广利出塞，战胜追北，至范夫人城，闻妻子坐巫蛊事被收，乃降匈奴。计其岁年，正是征和三年之事，与《武帝纪》相合，则知《史记·匈奴传》末所云天汉四年广利降匈奴者，非迁原本也。迁是时目击其事，岂有错年岁至此？盖迁所作传，仅至李陵降后二年广利出塞不利引还便止。迁《自叙》谓“讫于太初”，则并在陵降匈奴之前而褚少孙于数十年后，但知广利降匈奴之事，不复细考年代，即以系于天汉四年出兵之下，故年代错误也。可知《史记》十篇之外，多有少孙所窜入者。（《史记》有后人窜入处）

　　条云“《史记·田儋传》赞忽言：‘蒯通辨士，着书八十一篇，项羽欲封之而不受。’此事与儋何涉，而赞及之？《司马相如传》赞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杨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讽一，犹驰骋《郑》《卫》之音，曲终而奏雅，不已亏乎！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云云。按：雄乃哀、平、王莽时人，史迁何由预引其语？此并非少孙所补，而后人窜入者也。《汉书·相如传赞》正同，岂本是班固引雄言作《赞》，而后人反移作《史记》传赞邪？《外戚世家》叙卫子夫得幸之处，不曰‘今上’而曰‘武帝’，此或是少孙所改耳。”

　　观瓯北所考《史记》之经后人窜乱，无足疑者。此外尚多，以文繁不复录，学者可观省而自得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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