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之余·卷四

卷四(1)

　　徙民

　　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琅琊台下。

　　二十六年，徙民于河北、榆中三万户。

　　汉高帝五年九月，徙诸侯于关中。

　　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初，娄敬使匈奴来，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夕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屈、昭，景莫与。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六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且实关中，无事可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帝曰：“善。”乃徙刘敬所言关中十万余口。

　　景帝元年正月，诏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

　　武帝建元二年，作茂陵邑。三年春，赐徙茂陵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户，又徙郡国豪杰及赀三百万已上于茂陵。初，主父偃说帝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好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帝从之。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实之。

　　大始元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此言“云阳”，而转写者误为“陵”耳。茂陵，帝所自起；而云阳，甘泉所居，故总使徙豪杰也。钩弋、赵婕妤死，葬云阳。至昭帝即位，始尊为皇太后，而起云陵。武帝时未有云陵。）

　　昭帝始元三年秋，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

　　四年夏，徙三辅富人于云陵，赐钱户十万。

　　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赀百万以上徙平陵。

　　二年春，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

　　元康元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赀百万者杜陵。

　　武帝鸿嘉二年夏，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赐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冢地、第宅。

　　后汉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二十六年，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郡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施行，补理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输给食。

　　崔寔《政论》曰：“古有移人通财，以赡烝黎。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而三辅左右及凉、幽州内附近郡，皆土广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垦发。小人之情，安土重迁，宁就饥馁，无适乐土之虑。民犹群羊聚畜，须主者牧养处置，置之茂草则肥泽繁息，置之晓卤则零丁耗减。是以景帝六年，诏郡国令人得去硗狭就宽肥。至武帝，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后加徙猾吏于关内。今宜复遵故事，徙贫人不能自业者于宽地。此亦开草辟土，振人之术也。”

　　仲长统《昌言》曰：“远州之县界至数千百里，虽多山陵洿泽，犹有可居人种毅者焉。而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代俗安土，有死无去，君长不使，谁能自往缘边之地？亦可因罪徙人，便于守御。”

　　献帝建安十六年，曹公西征。初，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其后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贵。曹公征关中，得以为资。

　　魏文帝改长安、谯、许昌、亳、洛阳为五都，今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后又增其复。

　　齐王以明帝景初三年正月即位。六月，以辽东东沓县吏民渡海居齐郡界，以故纵城为新沓县以居民。

　　元始元年二月，以辽东汶北、丰县民流徙渡海，居齐郡之西安、临淄、昌国县界，为新汉、南丰县以居流民。

　　蜀主建兴十四年，徙武都氐王符建及氏民四百余户于广都。

　　晋宣帝为骠骑大将军、都督雍州，表徙冀州农夫佃上邽。武帝太康中，杜预为征南将军。初，伐吴军至江陵，因兵威，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南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萧然。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武陵王骏讨缘沔蛮，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二十三年，迁汉川流民于沔次。二十六年，使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自彭城徒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参军程天徙江南流民于南州亦如之。二十八年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南流民于姑孰，合计万家。

　　孝武帝大明中，孔灵符为丹阳尹。山门县土境偏狭，民多田少，灵符表徙无资之家于徐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帝使公卿博议，太宰江夏王义恭议曰：“夫训农修本，有国所同。土著之民，习玩日久。如京师无田，不闻徙居他县。寻山阴豪杰富室，顷亩不少，贫者肆力，非为无处，耕起空荒，无救灾歉，又兼缘湖居民鱼鸭为业，及有居肆，理无乐徙。”尚书令柳元景、右仆射刘秀芝、尚书王瓒之、顾凯之、颜师伯、嗣湘东王彧议曰：“富户温房，无假迁业；穷身寒室，必应徙居。葺字疏皋，产粒无待，资公则公未易充，课私则私卒难具。生计既完，畲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与乐田者，其往经创，须粗修立，然后徙居。”侍中沈怀文、王景文、黄门侍郎刘凯、郗颙议曰：“百姓虽不亲农，不无资生之路。若驱以就田，则坐以相违夺。且鄞等三县去治并远，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旧居己毁，去留两困，无以自资。谓宜适任民情，从其所乐，开宥速亡，且令就业，若审成腴壤，然后议迁。”太常王元漠羡议曰：“小民贫匮，远就荒畴，去旧即新，粮种俱缺，习之既难，勤之未易。谓宜微加资给，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赏，申怠惰之罚。”光禄勋王升之议曰：“远废之畴，方翦棘荆，率课穷乏，其事弥难，资徙粗立，徐行无晚。”帝违众议，徙民，井成良业。

　　后魏道武天兴元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千万口，以充京师。二月，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十二月，徙六州三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二千家于代都。

　　二年，陈留郡、河南流民万余口内徙，遣使者存劳之。

　　明元泰常三年，徙冀、定、幽三州徒何民于京师。

　　《娥清传》：清为给事中黄门侍郎。先是，徒何民散居三州，颇为民害，诏清徙之平城。清善绥抚，徙者如归。

　　延和元年，车驾征冯文通，徙成邱、成周、辽东、乐浪、带方、元菟六郡民三万家于幽州，开仓以赈之。

　　太平真君六年，徙青、齐之人以实河北。又陆俟，太武时，与高凉王邮渡河，南略地至济南东平陵，徙其民六千家实河北。

　　七年，徙长安城内工巧二千家于京师。

　　献文皇帝兴三年，徙青州齐民于京师。

　　孝文太和十九年，诏迁洛之民葬河南，不得迁河北。于是代人南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北齐神武帝为魏相，命孙腾、高隆之分括无籍之户，得六十余万，于是侨居者备勒还本属。

　　文宣天保八年，议徙冀、定、瀛无田之人，谓之乐迁，于幽州、范阳宽乡之处，百姓惊扰。

　　后周武帝建德六年十二月，行幸并州宫，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

　　宣武正始元年，以苑牧公田分赐代迁之户。

　　宣帝大象元年，诏曰：“洛阳旧都，今既修复，凡是元迁之户，并听还洛州。此外诸民欲往者，亦任其意。河阳、幽、相、预、亳、青、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处分。”

　　隋场帝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尚书令杨素、纳言杨逵、将作大匠字文恺，营建东京，徙预州郭下居民以实之，又诏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

　　唐武后天授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徙关外雍、同、泰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

　　玄宗开元十六年十月，敕州客户有情愿属缘边州者，至彼给良沃田安置，仍给永年优复，宜令所司即与所管客户州计会，召取愿者，随其所乐，其数奏闻。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国赋增而民生遂矣。”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二十二年四月己亥朔，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许令往淮河迄南滁、和等处就耕，官给钞户二十锭，使备农具，免其赋役三年，九月甲戌，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一百一十六户，告愿应募屯田，户部以闻，命赏从整钞锭，送后军都督佥事孙礼，分田给之，仍今回沁召募居民。

　　二十五年十二月辛未，后军都督府都督金事李恪、徐礼奏：“山西民徙居彰德，卫辉、怀庆、广平、大名、东昌、开封，凡五百九十人户。”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

　　永乐元年八月甲戌，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

　　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金史·许安仁传》：“章宗时，朝议以流人实边，安仁言：‘昔汉有募民实边之议，盖度地经营国邑，制为田宅，使至者有所归，作者有所用。于是轻去故乡而易于迁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饿困苦，无聊之心靡所顾藉，与古之募民人塞不同，非所宜行。’”

　　国史律令

　　《战国策》：“楚相柏举之战，蒙谷入大宫，负离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中。昭王返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谷献典，五官得法，百姓大治。蒙谷之功与存国相若。”

　　《东观汉记》：“陈咸，哀、平间，以明律为侍御史。王莽篡位，归乡，至闭门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书壁藏之，以俟圣主。”

　　《唐书》：“韦述居史职，玄宗幸蜀，述抱国史藏于南山。经籍资产焚剽殆尽，述亦陷于贼庭，授伪官。至德二载，收两京，议罪，流渝州死。广德二年，其甥萧直为太尉李光弼判官，因人奏事称旨，乃上疏理述于仓皇之际，能存国史，致圣明大典得无遗逸，以功补过，合沾恩宥。乃赠右散骑常侍，”

　　《通鉴》：“唐庄宗灭梁，御史台奏朱温篡逆，删改本朝律令格式，悉收旧本焚之。今台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伪庭之法，闻定州敕库独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录进。从之。”

　　风闻言事

　　《宋史·陈次升传》：“为左司谏。宣仁有追废之议，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圣躬，始终无间，愿勿听小人销骨之谤。’帝曰：“卿安所闻？’对曰：‘臣职许风闻，陛下毋诘其所从来可也。’”

　　《彭汝砺传》：“为监察御史裹行，论俞充谄中人王中正，至使妻拜之，神宗为罢充。诘其语所从，汝砺曰：‘如此非所广聪明也。’卒不奉诏。”

　　御容

　　《旧唐书》：“唐武宗会昌五年十月乙亥，中书奏：‘池水县武牢关，是太宗擒王世充、窦建德之地，关城东峰有二圣塑容，在一堂之内，今缘定觉寺例合毁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于东峰以造一殿，名曰昭武庙。’从之。”

　　唐庄宗同光元年，宿州朱保諲进本朝十二圣写真及玄宗《封太山图》。

　　蜀王衍建上清宫于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真容，备法驾。

　　宋邵博《闻见录》：“武功唐高祖宅，昔号庆善宫，今为佛祠，有唐二帝苎漆像，不知何帝也。”

　　《建炎以来朝野杂纪》：“绍兴元年，终南山上清宫太平道士訾言真等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抚使张忠献。”

　　《金史》：李大忠刻唐高祖至昭宣二十一帝像于石，在含水县东。

　　《元史石天麟传》：“江南道观偶藏宋主遗像，有僧与道士交恶，发其事。帝以问天麟，对曰：‘辽国主后铜像在西京者今尚有之，未闻禁也。’事遂寝。”

　　《中州集》：“何宏中，宋靖康时，为河北河东两路统制接应使，被擒不屈，请为黄冠。时神霄宫废，道士旧以徽宗为东华君，将毁其像。宏中为起紫微殿，迁像事之。”

　　庙讳

　　李百药《北齐书》：“凡诸帝庙号，为避唐朝讳，皆易其文，议者非之。”

　　《宋史》：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圣皇帝御名，见于经传者义训，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为亭邮表名，又为圭名，又为姓氏，又为木名，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亘’。又缘汉法，‘邦’之字曰‘国’，‘盈’之字曰‘满’，止是读曰国、曰满，其本字见于经传者，未常改易。司马迁，汉人也，作《史记》，曰：‘先王之制，邦内畿服，邦外侯服。’又曰：‘盈则不持，则倾。’于‘邦’字、‘盈’字亦不改易。今来渊圣皇帝御名，欲定读如前外，其经传本字即不改易，庶几万世之下有所考证。”

　　三十年正月，礼部太常寺言：“钦宗祔庙，翼祖当迁，于正月九日造迁翼皇帝、简穆皇后神主，奉藏于夹室。所有以后翼祖皇帝讳，依礼不讳。”诏恭从。

　　绍兴元年四月，诏今后臣庶命名，并不许犯祧庙正讳。如名字见有犯祧庙正讳者，令改易。

　　宋周必大《文苑英华序》曰：“凡庙讳未祧，只当阙笔。”

　　《实录》：“洪武十四年七月乙酉，定进贺表笺礼仪，其有御名、庙讳，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

　　种树

　　《齐书》：“刘善明为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民种榆槚杂果，遂获其利。”

　　《梁书·沈瑀传》：“为建德令。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枣，女丁半之。咸欢悦，顷之成林。”

　　魏应豫《与庞惠公书》：“比见所上利民之术，植济南之榆，栽汉中之漆。”

　　栽桑枣

　　《实录》：乙巳年六月乙卯，下令：“凡农民田亩，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亲临督劝，惰不如令者，有罚。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便出麻布、棉布各一匹。”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戊子，诏谕五军都督府臣曰：“天下卫所分兵屯种者，咸获稼穑之利。其令在屯军士，人树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亦足以备岁歉。五府其遍行程督之。”

　　十一月王寅，诏凤阳、滁州、庐州等处民户种桑枣柿各二株。

　　二十六年三月庚戌，命天下种桑枣。上谕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不思为备。一旦卒遇凶荒，则茫然无措。朕深知民艰，百计以劝督之，俾其咸得饱暖。比年以来，时岁颇丰，民庶给足，田里皆安，若可以无忧也。然预防之计，不可一日而忘也。尔工部其谕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或遇凶歉，可为衣食之助。”于是工部移文天下有司，督民种植桑、枣，且授之种植之法。又令益种棉花，率蠲其税，岁终具数以闻。

　　二十八年十一月王辰，上谕户部官曰：“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用足，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人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往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六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若有司增科害者罪之。”

　　宣德七年九月癸亥，顺天府尹李庸言：“所属州县旧有桑、枣，近年砍伐殆尽，请令州县每里择耆老一人，勤督每丁种桑、枣各百株，官常点视。三年给田，开其所种多寡，以验勤怠。”上谓行在户部臣曰：“桑、枣，生民衣食之计。洪武间，遣官专督种植，今有司略不加意，其即移文天下郡邑，督民栽种，违者究治。”

　　正统元年八月丁丑，命提调学校风宪官，兼督民间栽种桑、枣。

　　平阳府《太平县志》：“国初，令各里设拓桑园，以重蚕事。其后皆废，地多为民占，嘉靖听民易买，官地高腴，里耆民王登汉，易得拓桑故园，舍为义冢。”

　　《郡国志》：“凡桑、枣田地，丈量时俱被豪民摊洒粮税，占为己业，故处已不可考，命桑，枣带税粮征收。”（《金史·食货志》：“凡桑、枣户民，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分之三，除枯补新，使之不阙。”）

　　老人

　　《实录》：“洪武二十六年四月王午，命民间高年老人理其乡之讼词。先是，州县小民，多因小忿，辄兴狱讼，越诉于京。及逮问，多不实。上于是严越诉之禁，命有司择民间耆民公正可任事者，俾听其乡诉讼。若户婚、田宅、斗殴，则会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且给教民榜，使守而行之。”

　　贴书

　　《实录》：“洪武四年正月，禁诸司滥设贴书。初，省府诸司既设掾令史，复设贴书，乃前元官不亲案牍，弊奸吏得以舞法，为害滋甚。于是内外诸司定设掾吏、令史、书吏、司吏、典吏，员之多寡视政之繁简为额，若滥设贴书者，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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