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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4)

禁种糯 　　《太祖实录》：戊戌年十二月，下令禁酒。丙午年二月，下令禁种糯。其略曰：“予自创业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惧弗胜任。但以军国之费，不免科征于民，而吾民效顺，乐于输赋，固为可喜。然竭力畎亩，所出有限，而过取之重，心甚悯焉。故凡有益于民者，必力行而申告之。曩以民间造酒醴，糜米麦，故行禁酒之令。今春米麦价稍平，予以为颇有益于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得也。其令农民今岁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欲得五谷丰积而价平，吾民得所养，以乐其生，庶几养民之实也。” 　　赐酒献酒 　　金章宗承安元年，敕有司以酒万尊置通衢，赐民纵饮。 　　九月癸未，都人进酒三千一百瓶，诏以赐北边军吏。 　　禁凿石 　　后汉顺帝永建四年二月戊戌，诏以民人山凿石，发泄藏气，敕有司检察，所当禁绝，如建武、永平故事。 　　禁发冢 　　魏高宗太安四年十月甲戌，北巡至阴山，有故冢毁废。诏曰：“昔姬文葬枯骨，天下归仁。自今有穿毁葬陇者，斩之。” 　　禁毁淫祠 　　《汉桓帝纪》：“延嘉八年四月丁丑，坏郡国诸房祀。” 　　《后汉书》：“栾巴为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尝破赀产以祈祷，巴素有道术，能役鬼神，乃悉毁坏房祠，剪理奸诬。（房祀谓为房堂而祀。）于是妖异自消，百姓始颇为惧，终皆安之。” 　　《晋书载记》：“石勒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兴云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县更为立祠堂，植嘉树，准岳读以下为差等。” 　　《宋书·武帝纪》：永初二年四月己卯，诏曰：“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词者，不在此例。” 　　《南史·上神念传》：“梁时为青、冀二州刺史，性刚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祀。时青州东北有石鹿山，临海，先有神庙，妖巫欺惑百姓，远近祈祷，糜费极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风俗遂改。” 　　《宋书·礼志》：“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甚。至魏武帝为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剪，世之淫祠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诏曰：‘先王制祠，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为令。’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祀。’”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读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阳之功，而当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祝史荐而无愧词，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氏信道不笃，潜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之鬼，不乱其间。” 　　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攘祠。”诏曰：“不在词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诏：“淫词自蒋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普禁淫祠，由是蒋子文以下祠并皆毁绝。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蒋山词，所在山川渐皆修复。明帝立九州庙于鸡笼山，大聚群神。蒋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加殊礼钟山王。苏侯膘骑大将军。四方诸神威加爵秩。 　　魏肃宗神龟二年十二月，诏除淫祠，焚诸杂神、于文之庙。 　　《旧唐书·狄仁杰传》：“为冬官侍郎，充江南巡抚使。吴楚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礼，伍员四祠。” 　　《于頔传》：“为苏州刺史，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祠废生业，神字皆撤去，唯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 　　《宋史·陈希亮传》：以殿中丞知鄠县。毁淫祠数百区，勒巫为农者七十余家。 　　《太原志》：秦伟，三原人。正德中，为山西参政，毁淫祠百余区，凡佛像、圣母及大山，二郎，无孑遗者。 　　林俊为云南副使，滇崇释，信鬼。鹤庆玄化寺，称有话佛，岁时士女会集，争以金泥其面。后按部至，焚之，得金数百两，输之官。毁淫祠三百六十区，所在学宫敝，以其材修之。 　　（原按：以上原误，删去待补） 　　王沈《魏书》：“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甚，至五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乐，奢侈日甚，民坐穷困，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太祖，曹操，为济南相。）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祀祠。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祠由此遂绝，” 　　《抱朴子》：“第五公诛除妖道，而既寿且贵。宋庐江罢绝山祭，而福禄永终。文翁破水灵之庙，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祠之俗，而洪庆来假。” 　　《华阳国志》：王浚为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种松柏，浚以为非礼，皆废坏烧除，取其松柏为舟船，唯不毁禹王词及汉武帝祠。又禁民作巫咒。于是蜀无淫祀之俗。” 　　奴告主 　　《魏书·任城王澄传》：“除都督淮南诸军事、镇南大将军、开府、扬州刺史。下车，封孙叔敖之墓，毁蒋子文之庙。卒告其将，奴婢告其主，凡以禁奸，好愈甚。” 　　《旧唐书·张镒传》：“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建中三年正月，太仆卿赵纵为奴当千发其阴事，纵下御史台，留当千于内侍省。镒上疏论之曰：‘伏见赵纵为奴所告下狱，人皆震惧，未测圣情。贞观二年，太守谓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谋逆，此极弊法，特须断决。假令有谋反者，必不独成，自有他人论之，岂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往，奴告主者皆不许受，便令决杀。由是贱不得干贵，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乱之渐不生，为国之经，百代难改，今纵非叛逆，奴实奸凶；奴在禁中，纵独下狱，考之于法，或恐未正。臣叨居股肱，职在匡弼。斯是大体，敢不极言。伏乞圣慈，纳臣愚恳。’上深纳之，纵左贬循州司马，当千杖杀之。” 　　《大唐新语》：“则天朝，奴婢多通外人，辄罗告其主，以求官赏。润州刺史窦孝湛妻庞氏，为其奴所告夜醮，敕御史薛季旭推之。季旭言其咒诅，草状以闻，先于玉阶涕泣不自胜，曰：‘庞氏事状，臣子所不忍言。’则大纳之。迁季旭给事中，庞弃市。将就刑，庞男希瑊诉冤于侍御史徐有功，有功览状曰：‘正当枉状，停决。’以闻，三司对按，季旭益周密其状，秋官及司刑两曹既宣，复而自惧，众迫有功，有功不复申，遂处绞死。则天召见，迎谓之曰：‘卿此按失出何多也？’有功曰：‘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愿陛下弘大德，天下幸甚！’则天默然久之，曰‘去矣。’敕减死，放于岭南。” 　　《通鉴》：唐大宗贞观二年，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谋反不能独为，必与人共之，何患不发？而必使奴告耶？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斩之。’” 　　《东观奏记》：“大理卿马曙任代北水陆运使。代北出犀甲，曙罢职，以一二十领自随。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瘗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答之，即告于御史台，称曙蓄兵器，有异谋。命吏发曙私第，得甲不虚，坐贬邵州刺史。谏官上论，以奴诉即主，在法不治。上命杖杀曙奴于青泥驿，曙再贬岭外。上奏，人臣无不感悦。” 　　晋赵王伦篡位，孙秀擅权。司隶从事游颢与殷浑有隙，浑诱颢奴晋兴诬告颖有异志。秀不详察，即收颖及襄阳中正李迈杀之，厚待晋兴，以为己部曲。 　　《晋书·石季龙载记》：“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滥。公卿以下，朝会以目；吉凶之问，自此而绝。” 　　《魏慕传》：“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大理卿马曙从人王庆告曙家藏甲兵，曙坐贬官，而庆无罪。慕引法律论之，竞杖杀庆。” 　　《裴度传》：“王稷家二奴告稷换父遗表，隐没进奉物，留其奴于仗内，遣中使往东都，检责稷之家财，度奏曰：‘王锷身没之后，其家进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检责其家事，臣恐天下将帅闻之，必有以家为计者。’宪宗即日召中便还，二奴付京兆府决杀。” 　　《册府元龟》：“肃宗至德二年，凤翔张谦奴附子告谦与逆贼为细作，三司推鞫虚妄。诏曰：‘自下讼上，败俗乱常。附子宜付凤翔郡集众决杀。’” 　　敬宗宝历元年五月，琼王府司马谢少莒奴沙桔告少莒为不轨，诏委内侍省推鞫。不实，沙桔杖流灵州，少莒释放。凡告人不实，法当反坐，况其家仆？则沙桔止于决杖，仍流近处，为失刑矣。 　　《五代史·史弘肇传》：“李嵩坐奴告变族诛，弘肇取其幼女以为婢子，于是前资故将失职之家姑息僮奴，而厮养之辈往往胁制其主。” 　　《李嵩传》：“嵩弟屿仆葛延遇为屿商贾，多乾没其赀，屿笞责之。是时高祖将葬睿陵，河中李守贞反，延遇上变，言嵩与其甥王凝谋，因山陵放火焚京师，又以蜡丸书通守贞。逢吉送李嵩侍卫狱，嵩出乘马，从者去无一人。嵩恚曰：‘自古岂有不死之人，然亦岂有不亡之国乎？’乃自诬服，族诛。嵩素与翰林徐台符相善，后周太祖立，台符告宰相冯道，请诛葛延遇。道以数经赦宥，难之。枢密使王峻闻之，多台符有义，乃奏诛延遇。”（《册府元龟》：徐台符先与汉故太子傅李嵩为执友，乾佑中，嵩为部曲葛延遇等诬告、族灭。广顺中，台符为兵部侍郎，白于宰府，请诛延遇等。宰相冯道以延遇等已经赦宥，未之诛也。时王峻执政，闻台符之言，深加叹服，因奏于太祖，遂诛延遇等。时人义之。） 　　《唐景思传》：“为沿淮巡检。景思有奴，尝有所求，不如意，即驰见弘肇，告景思与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一吏将三十骑往收景思。奴谓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则杀之。不然，将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两手抱吏呼冤，请诣狱自理。吏引奴与景思验，景思曰：‘我家在此，请索之，有钱一千为受外赂，有甲一属为私蓄兵。’吏索，唯一衣筒军籍粮簿而已，吏悯而宽之。景思请械送京师以自明。景思有仆王知权，在京师，闻景思被告，乃见弘肇，愿先下狱，明景思不反。弘肇怜之，送知权狱中，日劳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颍、毫之人随之京师共明之。弘肇乃鞫其奴，具伏，既奏斩奴，而释景思。” 　　《册府元龟》：“弘肇专恣刑杀。故相李嵩为家童诬告，族戮于市，而取其幼女为婢。自是仕宦之家畜仆隶者，皆以姑息为意。而旧勋故将之后，为厮养辈之所胁制者，往往有之，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贩为业，尝以钱十四万，市得玉枕一枚，遣家童及商人李进卖于淮南，大得茗回，家童无行，隐福殷货财数十万。福殷责其偿，不伏，遂杖之。未几，家童诣弘肇，上变，言虏主之人汴也，伪燕王赵延寿遗福殷赍玉枕，阴遗淮南主，以致诚意。弘肇即日逮捕福殷，榜掠备至。福殷自诬，连罪者数辈，并弃市，妻女为弘肇帐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财并籍没。” 　　《宋史·李孝寿传》：“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效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 　　《辽史·刑法志》：“景帝时，吴王稍为奴所告，有司请鞫。帝曰：‘朕知其诬，若案问，恐余人效之。’命斩以徇。” 　　圣宗统和二十四年，诏主非谋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罪。若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 　　《元史·速不台传》：“钦察之奴来告其主者，速不台纵为民。还以闻，帝曰：‘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遂戳之。” 　　《不忽术传》：“有奴告主者，主被诛，诏即以其主所居官与之。不忽术言：‘如此必大坏天下之风俗，使人情愈薄，无有上下之分矣。’帝悟，为追废前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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