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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友人论易书


  承示图书、象数、卜筮、卦变四考,为之叹服。仆尝读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谓“辅弱扶微,兼包大小之义”,而讥时人之“保残守缺,雷同相从”,以为师说,未尝不三复于其言也。昔者汉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不专于一家之学。晋、宋已下,乃有博学之士会稡贯通。至唐时立九经于学官,孔颖达、贾公彦为之正义,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众说,以申一家之论,而通经之路狭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举条格,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诗主朱子集传,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犹不限于一家。

  至永乐中,纂辑大全,并本义于程传,去春秋之张传及四经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异于大注者不录,欲道术之归于一,使博士弟子无不以大全为业,而通经之路愈狭矣。注疏刻于万历中年,但颁行天下,藏之学官,未尝立法以劝人之诵习也。试问百年以来,其能通十三经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所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况进而求之儒者之林,群书之府乎?然圣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绝也,故曰:“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

  昔之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如仆之孤陋,而所见及写录唐宋人之书亦有十数家,有明之人之书不与焉。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且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岂能该尽。若大著所谓此爻为天子,此爻为诸侯,此爻为相,此爻为师,盖本之崔憬解系辞二与四、三与五同功异位之说。然此特识其大者而已,其实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故夫子之传易也,于“见龙在田”,而本之以学问宽仁之功;于“鸣鹤在阴”,而拟之以言行枢机之发;此爻辞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实未有外于此者。“素以为绚”,礼后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诸姑伯姊,尊亲之序也。夫子之说诗,犹夫子之传易也。后人之说易也,必以一人一事当之,此自传注之例宜然,学者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可尔。且以九四或跃之爻论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摄,孔子之历聘,皆可以当之,而汤武特其一义,又不可连比四五之爻,为一时之事,而谓有“飞龙在天”之君,必无“汤武革命”之臣也。将欲广之,适以狭之,此举业以来之通弊也。是故尽天下之书皆可以注易,而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此圣人所以立象以尽意,而夫子作大象,多于卦爻之辞之外,别起一义以示学者,使之触类而通,此即举隅之说也。天下之变无穷,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无穷,若但解其文义而已,韦编何待于三绝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

  诗、书、执礼之文,无一而非易也。下而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汉以下史书百代存亡之迹,有一不该于易者乎?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愚尝劝人以学易之方,必先之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不审高明以为然否?

  小过之五其辞曰:“公,公亦君也。”

  归妹之五辞曰:“其君帝女之贵,以侄娣视之。”

  则亦君也。若曰:必天子而后谓之君,此后人之见耳。三代以上分土而治,尊卑之埶无大相远,天子诸侯并称曰后。书曰:“三后成功。”

  先儒以为象称先王者,惟施于天子,称后者兼诸侯,然则后与君公一例也。今谓凡五必为王者,而小过之五为群阴胁制,乃贬其号曰公。然则益之三四其辞何以不曰告王而曰告公乎?岂周公系爻之前,先有一五为天子之定例乎?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六十四卦岂得一一齐同。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执事徒见夫五之为人君也,而不知剥、明夷、旅之五不得为人君也;徒见夫比、家人、涣之五之言王也,而不知离之上九,升之六四特言王用而非五也;随之上六,益之六二兼言王用而非五也。记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

  必欲执一说以槩全经,所谓“固哉,高叟之为诗”,而咸丘蒙疑瞽瞍之非臣者与之同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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