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新唐书

新唐书

　　《旧唐书·高宗纪》：“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以高祖、大宗配飨。己巳，升山行封禅之礼。庚午，禅于社首。”是以朔日祭天于山下，明日登封，又明日禅社首，次序甚明。《新书》改云：“正月戊辰封于泰山，庚午禅于社首。”是以祭天、封山二事并为一事，而系于戊辰之日，文虽简而事不核矣。

　　《天后纪》：光宅元年四月癸酉，迁庐陵王于房州。丁丑，又迁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丙辰，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嗣圣元年正月，废居于均州，又迁于房州。按《旧书》：嗣圣元年二月戊午，废皇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四月丁丑，迁庐陵王于均州。垂拱元年三月，迁庐陵王于房州，《中宗纪》亦同，而以四月为五月，然无先迁房州一节。疑《旧史》得之欧公，盖博采而误。《代宗纪》上书“四月丁卯，幽皇后于别殿”；下书“六月辛亥，追废皇后张氏”。曰“追废”，则张后之见杀明矣。而不书其死，亦为漏略。

　　《文宗纪》：“太和九年十一月任戌，李训及河东节度使王璠、邠宁节度使郭行余、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罗立言，谋诛中官，不克，训奔于凤翔。”下云：“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杀王涯、贾餗、舒元舆、李孝本、罗立言、王璠、郭行余。”而独于李训不言其死，况训乃走人终南山，未至凤翔，亦为未当。《艺文志》：“萧方《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当作“萧方等”，乃梁元帝世子，名方等。

　　《新唐书》志，欧阳永叔所作，颇有裁断，文亦明达。而列传出宋子京之手，则简而不明。二手高下，迥为不侔矣。如《太宗长孙后传》：“安业之罪，万死无赦，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改曰：“安业罪死无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户知之。”意虽不异，而“户知之”三字殊不成文。又如《德宗王后传》：诏曰：“祭筵不可用假花果，欲祭者从之。”改曰：“有诏祭物无用寓，欲祭听之。”不过省《旧书》四字，然非注不可解也。

　　史家之文，例无重出。若不得已而重出，则当斟酌彼此，有详有略，斯谓之简。如崔沔驳太常议加宗庙笾豆，其文两载于本传及《韦稻传》，多至二三百言。又如来济与高智周、郝处俊、孙处约四人言志，及济领吏部，遂以处约为通事舍人，两见于本传及《高智周传》；而石仲览一人，一以为宣城，一以为江都。此而忽之，则亦不得谓之能简矣。

　　《杨玚传》言：“有司帖试明经，不质大义，乃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帖试之法，用纸贴其上下文，止留中间一二句，困人以难记。年头如元年、二年之类，月日如十有二月乙卯之类。如此则习《春秋》者益少矣，故请帖平文。今改曰“年头日尾”，属对虽工，而义不通矣。

　　《严武传》：“为成都尹、剑南节度使。房琅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者，乃为房与杜危之也。”此宋人穿凿之论。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

　　《张孝忠传》：“孝忠魁伟，长六尺。”《李晨传》：“长六尺。”古人以六尺为短，今以六尺为长，于他书未见。

　　《旧书·段秀实传》：“阴说大将刘海宾，何明礼、姚令言判官歧灵岳，同谋杀Г，以兵迎乘舆。三人者，皆秀实夙所奖遇。”此渭姚令言之判官歧灵岳，与海宾、明礼为三人耳。按文，“姚令言”上当少一“及”字。《新书》遂谓：“结刘海宾、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礼，欲图Г。此三人者，皆秀实素所厚。”而下文方云大吏岐灵岳。令言，贼也，安有肯同秀实之谋者哉？

　　《旧唐书》高仙芝、封常清二传，并云四镇节度使“夫蒙灵詧”，而李嗣业、段秀实二传则云：安西节度使“马灵詧”，《刘全谅传》则云安东副都护、保定军使“马灵詧”。按《王维集》有《送不蒙都护诗》，注：“不蒙，著官姓也。”古“不”字有“夫”音，“不蒙”当即“夫蒙”，然未知其何以又为“马”也。《新书》因之，两姓并见。而《突厥传》则云安西节度使“夫蒙灵詧”。《马总传》：李师道平，析郓、曹、濮等为一道，除总节度，赐号天平军。长庆初，刘总上幽镇地，诏总徙天平。而召总还，将大用之。会总卒，穆宗以郓人附赖总，复诏还镇。上云诏“总徙天平”，刘总也。下云“召总还”，马总也。又云“会总卒”，刘总也。又云“郓人附赖总”，马总也。此于人之主宾、字之繁省皆有所不当。当云“诏徙天平”，而去“总”字；其下则云“会刘总卒”，于文无加，而义明矣。

　　《旧唐书·皇甫镈传》附柳泌事云：“泌系京兆府狱，吏叱之曰：‘何苦作此虚矫？’泌曰：‘吾本无心，是李道古教我，且云寿四百岁。’府吏防虞周密，恐其隐化。及解衣就诛，一无变异。”语虽烦而叙事则明。《新书》但云：“皆道古教我。解衣即刑，卒无它异。”去其中间语，则“它异”二字何所本邪？《曹确传》：“大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按《百官志》“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旧唐书·郑启传》：“昭宗谓有蕴蓄，就常奏班簿侧注云：‘郑启可礼部侍郎、平章事。”中书胥吏诣其家参谒，启笑曰：‘诸君大误，使天下人皆不识字，宰相不及郑五也。’晋吏曰：‘出自圣旨特恩，来日制下。’启抗其手曰：‘万一如此，笑杀他人。’明日果制下。”《新书》改曰：“俄闻制诏下，叹曰：‘万一，然笑杀天下人。’”制已下矣，何万一之有？《礼乐志》：“贞观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贾逵、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二人配享。”《儒学传》复出此文，而缺贾逵，作二十一人。

　　《林蕴传》：“泉州莆田人。父披，以临汀多山鬼淫祠，民厌苦之，撰《无鬼论》刺史樊晃奏署临汀令。”此当是署令在前，作论在后，而倒其文。凡吴氏《纠谬》所已及者不更论。

　　昔人谓宋子京不喜对偶之文，其作史，有唐一代遂无一篇诏令。如德宗兴元之诏，不录于书。徐贤妃《谏大宗疏》，狄仁杰《谏武后营大像疏》。仅寥寥数言。而韩愈《平淮西碑》则全载之。夫史以记事，诏疏俱国事之大，反不如碑颂乎？柳宗元《贞符》，乃希恩饰罪之文，与相如之《封禅颂》异矣，载之尤为无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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