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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章 完成北伐(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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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者,尤其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的一贯政策,就是竭尽智谋,用尽手段,阻碍中国的统一。把中国造成割据的局面,在中国掀起长期的内乱,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攫取利益,实现其侵略与吞并的野心。它们仇视革命政权,必设法压迫之、打击之、破坏之,使其永远不能抬头,永远不能成功。一部中华民国史,写满耻辱,涂满血迹,无论翻开哪一页,都可以看见它们的幢幢鬼影。在这里,中国的军阀,被其挑拨离间,受其指使与操纵,做了它们最忠实的鹰犬。它们最初是愿意躲在它们背后的,借给款项,供给军火,支持他们的政治生命,使中国一步步入于其彀中。但一旦军阀统治地位发生动摇,军阀本身的力量不足以自存自卫的时候,它们就不惜把狰狞丑恶的面目完全揭露出来,亲自出马,给对方以破坏与打击,而使之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在中国演出多次,郭松龄反戈讨奉之役,功败垂成,就是一个现成的实例。这次革命军北伐,全国振奋,节节胜利,眼看着军阀们已经一个个入于溃败灭亡之境。当革命军重新团结力量,继续北进的时候,于是田中内阁下令出兵,阻革命军北上。这回索性公然挑衅,不像破坏郭松龄那次的躲躲闪闪了,结果仍有十七年五月三日济南惨案的发生。 津浦沿线经过几次歼灭战,我方追奔逐北,使敌兵不能自足,都向黄河北岸败退。蒋先生到了山东,一连拍给我两三个电报,邀我到济南会见,商谈各项军政要事。我在动身前,把队伍略加调度,命石友三驻防洛阳,孙连仲、韩德元共驻潼关,其余各部仍旧。处置妥当,即乘火车赴约,到了徐州,忽然又接蒋先生一电,说:“济南有事,请暂中止前来。”我不知道什么事,很是纳闷。车子停了,我细细想,若是发生兵变,蒋先生不致还有给我电报的余暇,若另有什么危险之事,则患难生死必当相共,我更无半途而返之理,乃令车子继续前行。 到了泰安,打电话探问,方得到济南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又知道蒋先生和外交部长黄膺白先生此刻都在党家庄。既已明白这一确实情形,我益发觉得非去不可。我的左右都劝我听从蒋先生的电告,暂不前去。蒋先生那边接连打电话阻我前行,以为党家庄距济南太近,恐遭日本人不测之祸。我都没有听从,令车子一直开到党家庄。在党家庄车站一所清真寺里,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见面。这礼拜寺很高大,很洁净,平常日子无人进去,这天特意开了门,让我们入内坐谈。想不到这小地方有如此规模的建筑。当时蒙蒋先生、黄先生给我详谈这次事变的情形,知道我方各部已连得胜利,不觉心满意足,有点懈怠疏忽。他们一进济南城,便忙着各去找乐儿,大官儿上大馆子请客,小官儿下小馆子喝酒,有的洗澡,有的买东西,有的各去闲逛。这些部队本很复杂,如此一来,弄得满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秩序紊乱。这时日本兵已经陆续开到济南,就在街上向我们挑衅,两下发生了冲突。贺耀祖与方振武部拼死与日兵对战,一时战况很是激烈。 结果我们有一部分部队被日兵缴械,城中建筑有多处被毁,军政人员及百姓受害者颇多。最惨的是我们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先生,被日本兵捕去,百般污辱,终于被凌迟而死。日本军阀的兽性,可谓发挥无余。蒋先生和黄膺白先生幸亏防范得周密,不然亦难免受险。 当下蒋先生问及我处置此事的意见。我说: “对于这事,各人有各人的身份立场。以我一个革命军人的身份立场说,我主张不顾一切,拼命和日本鬼子干一干,马上给他一个反击,先把济南日兵消灭,让他认识认识中国的革命力量,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我们革命,是为民族求自由,是为国家求独立,绝不能因为他的压迫,我们便放弃了革命。我说的是一个革命军人的本色话,至于为免军事冲突,从外交方面与他交涉的办法,也许较为妥稳;但这应该是策士或外交家的主张,我不应该提出来说。” 黄膺白先生接着说:“从实际着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有这个力量对日本开战呢?这是要考虑的。” 商量的结果,决定这回事件从外交方面着手办理。蒋先生暂回南京去主持一切;军事方面,各部队全交由我指挥,撇开济南的路线,继续北伐。 这天夜间,我和蒋先生、黄膺白先生同在车站旁露营。我们躺在地上,满怀悲愤的情绪,久久不得入梦。仰面观着天空,蓝如静海,上面缀满着闪闪的繁星。看见天空之大,宇宙之不可思议,觉得自身渺小,简直不如一只虫豸。我们谈了一会儿应付日寇的办法,又讨论一会儿北伐的战略,直至夜深,方始睡去。第二天一早,我就转回河南了。 我从开封到了新乡,接着又由新乡转到道口,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到各地都集合官兵,详谈济案经过,并作《五·三国耻歌》,印发各部习唱。随即在道口住下,与朱培德、陈调元、方振武、孙良诚各部接头,当即下令各部向前挺进。他们接奉命令,有的立刻前进,有的却迟迟不前,好像让日本兵在济南闹了这一阵,就不免有点心灰意沮,以前那种勇猛无前的精神已经丧失了似的。在平汉路上,自鹿钟麒攻破张学良以后,此刻韩复榘已经一直打到石家庄。想到阎百川先生曾关照我,彰德以北的事我不须管的话,我怕韩复榘继续前进,会引起误会,即致电令其停止待命,但须随时准备,以便于必要时可以迅速地进援山西部队。 我到道口不久,蒋先生在南京会议毕事,来电要来看我。我出道口相迎,乃在柳河晤面。他以人员更替的事征问我的意见,我说一切都请你主张;又商谈了一些军事问题,临走时他很诚恳地对我说: “目前外交正在紧张的时候,我还得回南京去主持,所有队伍仍都归你指挥,我已经电令各部关照了。” 这时津浦线上张宗昌部队尚在德州附近,我方陈调元部正向此方前进,唯动作颇嫌迟缓。平汉线上,张学良部退到保定、正定之间。又第二次进攻晋阎,当初山西方面若早出兵,奉军绝不能到石家庄,将省却许多麻烦。可惜错过机会,致石家庄为奉军所据,及至韩复榘拿下石家庄,又关照我们不许过彰德,韩乃遵从命令,停兵不进。可是奉军二次进攻,势仍猛锐,山西方面虞有不支,又派人来请我出兵。我说遵守你们的约言,所以不敢出兵相助。来人说,这次是求援,以前的话不提了。我觉得与人相处,真不容易,只得令韩复榘前进,与奉军接触。张学良部队经不住左右夹击,遂即溃退。鹿、韩两部进驻南宫,津浦线也攻下沧州,直鲁各部溃不成军。张作霖看着大势已去,于六月二日夜间乘车逃出关外。张的行踪,沿路都有天津的无线电台报告。先说张作霖离开北平了,继说到了天津了,又说已经出关,接着就接到消息,说他到皇姑屯附近被炸而死,是日本人埋的炸弹。 张作霖分明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多年的鹰犬。这次为什么对他下此毒手?据说是日本要求张作霖履行二十一条,而张作霖没有践约之故。本来二十一条的提请履行,是那次日本代奉张攻击郭松龄的交换条件。及郭松龄既被乔装的日本兵消灭,日本即要张实践诺言。张当时含糊其辞,只说待到了北京而后实行;及至到了北京,张又借故推诱,迟延不肯践约。日本帝国主义虽不如愿,但还怀着希望。这次见奉张兵败出关,一蹶已难再振,看透他不但没有履行二十一条的诚信,事实上也没有履行的力量了。愤恨之余,便决心把他炸死。卖国媚外、甘为日本帝国主义鹰犬,到头落得如此下场,恐怕张作霖到死都没料想到吧? 我得到张作霖炸死、奉军退出关外的信息后,忽然病倒了。浑身发烧,咳嗽头痛,上吐下泻,四肢无力,眼睛看东西一片模糊,两手麻木,连执笔写字也不能够,终天什么东西也吃不下肚,只是吃药发汗。热没退清,又忽受风,于是又得发汗,后来躺在床上,沉睡不醒,就连用手推大声喊我也不知道。有时偶尔一醒,眼睛总睁不开,随即又沉睡如故,宛如完全失了知觉一般。我想到我这次卧病的原因,实在就在张作霖和奉军身上。 这长时期以来,我是不分日夜,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与繁忙之中。生活又过于没有秩序,有时整日不吃饭,有时一顿吃八九个馒头,身体精神,早已到了疲惫不堪的地步。但因责任在身,大事来了,精神有所灌注,我仍然能够一天天照常工作,而不觉其疲殆。现在张作霖一死,奉军溃退,关内宣告统一,我这方面的任务已大半达成,千头万绪的心愿都化为乌有,于是紧张的身心立刻松弛,长时期日积月累下来的疲劳病因一时全部发作起来了。我这一病,整整地躺了六天不曾起床。后来多亏一位杨大夫懋代我诊治,才慢慢痊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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