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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章 豫北大战(1)


  经过十六年前后豫东、豫北的几次血战,河南局面,虽暂告安定,但长江流域和冀、晋原野,都燃起了连天的烽火。宁汉间的局面时弛时张,意见迄不消释,而亲痛仇快的战幕不免终于揭开。幸而变化微妙,急转直下,干戈忽又化为玉帛;跟着是要人下野,党部改组,上海发生了特别委员会的组织,直到宁汉政府合并,南京组成国民政府,共推谭组庵先生为主席。这期间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新的局面,都有别种记载可查,这里不必细说。同时,在北京借称大元帅之名的张作霖,自从攻豫失败,积极重振旗鼓,添聘了许多日本顾问,备办了充足的军火,另新发动了攻晋攻豫的战争。山西以傅作义驻涿州,被奉军重重叠叠地围困起来,傅作义坚毅沉着,守着涿州后,与奉军死抗,奉军左攻右攻,受了巨大的损失,仍然未把涿州撼动分毫。在这个长时间的涿州县城争夺战中,傅作义将军的英名轰动了全国,而我方平汉路军事全局,亦因此获得很大的便利。

  阎百川先生就任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誓师讨奉以后,我的驻晋代表李子晋从太原回到郑州,见了我,说了许多的拐弯话,我和他说:

  “我的性情素来直率,不善应酬,你们在外边为我代表,必须替我弥补这个缺点,尽力地随和随和,说些好话,以便与各方感情日臻融洽。若你们也到处得罪人家,那便不是我的本意了。”

  他听了我的话,很表示他抱屈,半晌才说:

  “我本有许多话要向你报告,现在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必说了。但有两件事实还是说一说,请你记着:第一,张学良盘踞彰德的时候,山西本就要发动,打算出兵石家庄,抄袭奉军的后路以与我们呼应,收夹击之功。可是张学良事先听到风声,即请乃父张作霖备办大量礼品,送了过去,向对方表示好感,并请山西方面一块儿先把青天白日旗制好,容给他们三天考虑的时间。这个要求,对方竟然答允。哪知道是奉张的缓兵计,三天过去了,不但未曾践约易帜,反把他们的炮兵开了过来,对之猛轰。吃了这一个闷心亏以后,才决定发动;这是自误误人的一个事实,很值得记住的!第二,我在山西多时,一直没听见一句肺腑中的实话。只有一天,我们谈了五六个钟头,直到夜深两点钟。当时越谈话越多,越说越高兴,俗话说‘言多语实’,一天我听到两句实话,我永远都不忘记。他告诉我他的处世秘诀就是:话说得越彻底越好,事做得越不彻底越好!他把话说出了口,马上就自悔失言,我心里也感觉得很不痛快。我们彼此瞪着眼,很久没有再开口。这两句话是极可珍贵的,因为确实是他肺腑中的真话。”

  这位李先生的眼睛生得有点斜,我就只好开玩笑似的和他说:“你是眼斜心不正!好话你记不牢,偏偏记牢了人家的坏话!”

  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形,仍然使我想起李先生那些话而生无限感慨。

  在那时,平津为军阀势力的大本营,那方面的动态情报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张敬舆先生时居天津,于此项工作极是出力。他以五千元办一无线电台,请丁春膏等负责,专与我们联络情报,一天之中发几次电报。另外他自己又设法与我们通递书信,数日一次。此事张先生热心帮忙,花了不少的钱,费了很多的心力。后来张作霖侦知,一日请他吃饭,即在宴会席上将张先生杀害。公公道道地说,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身冒危险,大量地垫钱,什么也不图,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在北京,也有一个朋友帮着做情报工作,也冒了许多的危险。

  军阀们在他们的防区内企图消灭革命势力,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对于革命党员固然大肆捕杀,即普通人稍微有一点与革命有关的痕迹,亦都加以拘捕。北平街上受我们拖累者甚多。有某布店因本军某团专在他家买布,竟被罚款数万元;又有一家米面店和一家药铺因与本军有买卖关系,老板亦被捉去压杠子打鞭子,弄得九死一生,结果仍是罚款释放。试问商家买卖,何来仇恨,又有什么政治关系,真是暗无天日。有位朋友王弼臣,在保定府住家,因为他在客厅中悬挂过我的一张相片,便成为了不得的大罪,被军阀们的爪牙抓去,待之如江洋大盗,手上脚上都给戴带铁链,百般地勒索讹诈,结果罚了一万多元,闹得倾家荡产,一家几十口都没饭吃。

  住在北平的国民军官佐的眷属被拘捕的更多,也有父母入狱,也有兄弟被捕的,甚至一个曾在本军当过伙夫的平民也被捉去一打二罚,走投无路。本军将领之中,刘菊村做过京兆尹,张之江做过察哈尔都统,李鸣钟做过绥远都统,鹿瑞伯做过北京卫戍总司令。我们的部队,自成立左路备补军第一营,直到此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止,除开短期在浦口常德和谌家矶驻防外,其余的时候,大都驻在华北一带。华北几省无论城市或乡村,到处都有革命军的亲故,到处都有国民军的朋友,他们受我们的拖累,遭殃被祸的真是不少。万想不到军阀暴虐无理,以至于此!说军阀所在的防区即是人间地狱,实在一点不假。

  在山东方面我们派去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被张宗昌杀害的也很不少。其中有一位王君,曾充本军旅团团长,住在山东,为我们常常通信,后来即遭枪杀之惨。张宗昌在豫东苏北战败,回到济南,一肚子气愤无处发泄,迁怒所及,横施虐杀。郑金声被姜明玉叛变劫获,即被解赴济南,同时被押的尚有田瑞霖及一位从安徽捕去的马君。此时他为发泄气恨,便把他们三个人提出来,想着加以处置。见了郑金声,立刻迫令下跪,郑不跪,怒道:“你要枪毙我,请赶快下手,不要多话。我为三民主义为中国国民革命而奋斗,什么都不怕!”闻者均为之落泪。张宗昌改变态度,许予大官,郑金声即满口“土匪”、“卖国贼”,对之痛骂。张恼羞成怒,把他们三人同时枪决了(其中田瑞霖为陆大速成班第一期毕业,河南沈邱人,为人热诚勇义,随段先生任事时为最敢言之人,故有“田大炮”的别号,学识能力实为国家有用之材)。后来二十二年郑继成刺杀张宗昌于济南车站,便是为他的叔父郑金声报仇。张宗昌祸国殃民,落得如此下场,想来还有点死有余辜。

  豫东之战,我们在考城方面截获张宗昌部十几尊大炮,运到后方查验,发现每尊大炮的弹膛都已炸毁。大家猜度原理,究竟是他们退却的时候自己故意炸坏的呢?抑或是另有他故呢?许多人都莫测玄奥。我知道从前袁世凯曾特意令兵工厂制造一种爆炸性的枪弹及炮弹,专门用来炸毁败退时不及抢走的枪炮,以免资敌。我想莫非张宗昌也备有这类的炮弹吗?后来打听,才知道并不是那回事。原来那完全是兵工厂里的工人作弄的把戏。他们痛恨军阀,同情革命,故意仿制了爆炸性炮弹杂于普通炮弹之中。及至运到前方应用,好好的大炮多在开火后炸坏,无从发生作用。

  蒋先生自徐州退却后下野,悄然遄赴日本,不久即经各方敦促,返国到沪。那时我在开封,闻知蒋先生回国,极是高兴。即与阎百川先生电商,请共同拥护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俾北伐大业得早完成,连同电稿一并拟好附去。当蒙阎先生复电,签字赞同。于是共发一告全国同胞的通电,说明当前大势及我们的襟怀。同时并致电蒋先生,表示我们的诚意,请于早日回职。蒋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思,即回京就职。当时经过,毋庸细述。不久蒋先生亲自和马云亭同到郑州,送给我一个谱帖,与我约为盟兄弟,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他的恳挚之意,很使我感动,亦即具一帖,写道:“为完成革命实现主义,我愿以至诚跟你一起奋斗到底。”

  和蒋先生同在郑州盘桓数日,接着又到开封。时敌方增兵北路,冀晋一带战争尤烈,乃共商继续北伐的任务分配。那时还有些内部的问题,蒋先生很是挂念。一天,我们同在开封各处走走看看,蒋先生对河南情形很说了些夸奖的话。当时他提及他所悬心的一些问题,我劝他说: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先贤教训,是尽管人家疑惑我们,我们不能疑惑人家!尽管人家不容我们,我们不能不容人家!苟能持此原则做去,前面都是康庄大道。”

  因详述汉高祖封雍齿的故事,把自己的管见都坦白说出,以供参考。商谈了个大略,他即回返南京。

  这时要继续北伐,必须要先将徐州夺回。乃与第一集团军联络由蚌埠、砀山、归德进兵,两面夹攻,敌军不支,退出徐州。于是商妥蒋先生率第一集团军分三路沿津浦线向北推进,贺耀祖在铁路以西为左路,陈调元在铁路以东为右路,蒋先生自为中路;我们这一边,以方叔平为右路,与第一集团军左翼贺部相联络,方部左翼则接孙良诚—孙部取道曹州直攻济宁。许长林与石友三两部,都留驻开封、兰封一带,为预备队。北路方面刘镇华在大名,孙连仲和韩复渠在彭德一带出黄河北岸向北推进。当时的部署,大致如此。

  豫北彰德的战事最先爆发。孙连仲率部向敌猛攻,敌方陆上用坦克车冲击,空中用飞机狂炸,战况非常激烈,孙连仲多次受险。孙连仲为人有胆识,好读书,谦下和平(真能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故虽然年轻,而人多愿与之协同作战),勇敢善战,尤是特长。共同作战的还有韩复榘部亦全力挺进,牺牲很大,伤者颇多。他们在鹿瑞伯指挥,刘菊村策划之下,不取巧,不懈怠,同心戮力,与敌人勇猛拼杀。全体官兵,在千辛万苦、衣服弹药极端匮乏的境况中,能抱定有我无敌,有进无退的决心,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车、大炮、机关枪搏斗。他们没有懦却不前的,没有不严守纪律的,没有不爱护百姓的。这次会战,我们连死带伤约有一万人之多,沿途各车站上都挤满了死尸和伤兵,牺牲之壮烈,视上数次会战尤甚。但是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终于击溃了敌人,他们鲜红的热血,写出了一页页光荣的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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