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八章豫东大战

第三十八章豫东大战(1)

　　我从徐州回到河南，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庭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是曹操的做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等鲍罗庭到了郑州，我特去接他，留住几天，谈话数次，而后派了张允荣和李连山二位具办了一点礼品直把他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平平安安地回返苏俄。昨天同在一个桌子会议，今日无缘无故就要翻脸相害，这等事我是万万做不到的。和鲍罗庭同车到郑州的，还有邓演达先生，想必也是听见什么谣言，对我怀了疑忌之心，竟扮作鲍罗庭的汽车夫，以为我们就不认识。我觉得这也是不认识我的地方，大可不必如此。我何至听从汪精卫的话，来加害于他们！

　　在河南以及在我们二集团军中的共产党人员，用一军车向武汉送走，刘伯坚等许多位半途就下车他去。顾问乌斯马诺夫我也送他回俄。原先他曾向我说：“听说你也赞成分共，你的意思怎样？”我就把郑州会议时，听徐季龙、孙哲生以及何云樵诸位先生所谈的事告诉他，我自己所亲历亲见的许多情形也一一和他细谈。他说这都是幼稚病，是革命的过程中所免不了的。我说苏联是我们最忠诚的好朋友，这回我返国参加革命，帮助我许多枪械，派来帮助我们革命的朋友至诚至恳地努力，牺牲性命的也有，我等岂有不感激之理。但是就事论事，许是由于对中国情形隔膜，第三国际的许多办法，实在也有不妥当的地方。我把一些主观的意见都约略吐谈。他亦不能置答。

　　有一位朋友浦化人牧师，是我为陕西督军时认识的，为人富于热情，坚毅果敢，同我共处甚久。在张家口办一学校，亦颇有成绩。五原誓师时，我派鹿钟麟到苏俄考察，他亦随鹿同去。他到莫斯科后，竟以一圣公会牧师而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个忠实活动的共产党党员。可是我并不知道。不久他随鹿等回国，鹿任河南代理主席，我即发给他三千元，派他和另一位名董贤武的朋友，负责办理铁路工人的福利事业。一天他忽留一字条给我，悄悄离开郑州，所领款项亦不报销。

　　我不相信他会做携款潜逃的事，派人查问，才知道他把钱这个三十那个四十地散给了穷苦工人，他自己并未取用分文。他的出走，也是为分共的问题对我误会而然。民国十七年在南京的时候，他的老太太托人来见我，说愿变卖家中田产，以清偿此款。我说：“那钱他都散给了劳苦的工人们，并无一文入了他的私囊。这还要卖田赔偿做什么？”民国二十年我到上海，曾与浦先生见面，那时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二十五年我在南京，他由狱中写信给我，请我替他设法保释。我即拿着他的信去见蒋先生，把他的出身为人以及一切实在情形一一详告，蒋先生说查一查，没什么事即可释放。后来终由宪兵司令部审查数次，交请鹿瑞伯保释出狱。

　　我从徐州回来，先到开封，派薛子良为代理主席，负责一切政治事宜，而后即到郑州，致力于军事的调度。此时宁汉正闹着意见，革命阵线为之动摇，大江一带甚至有爆发战争的酝酿。奉直鲁军阀时刻眈眈而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来一个大规模的袭击。我为了巩固河南，乃集中部队，由巩县渡河，对立足未稳的奉军施行袭击。万福林等不支，被孙良诚、吉鸿昌等部如风卷残云一般，一直打向新乡溃退。彰德、卫辉、怀庆，所谓河北三府的人民亦群起对奉军截击，斩获无算，各该重镇均次第为我克复。经此大捷，河南局势暂告稳定。但我深知军阀必不甘休，未来的大战将紧随而至，乃积极整顿内部，将若干动摇的部队予以收编，借以应付即在目前的暴风雨的袭来。

　　刘镇华自从陕州及新安溃败，退到禹州一带，势穷力蹙，屡次派人前来输诚。我为免得他们再和张作霖等勾结，即予收编，给以第八方面军番号，令负由曹州推进济宁的任务。他们的部队多蔡老八、王老五之数的乌合之众，无所谓纪律，无所谓训练，接奉命令后懈懈沓沓，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慢慢开拔完竣。后来从他的驻区中访察，知道此时他们仍和军阀方面不断接头，并没有放弃投机取巧的企图。

　　一天，刘镇华为领饷项及委令事到郑州来见我，我和他畅谈革命的意义和爱民为国、努力训练部队等等问题。那天我们同吃饭，饭很简单。水饺而外有咸菜一盘，没想到他便不胜感想，问我道：

　　“你何必这样自苦？这样的饭，怎么吃得来呢？”

　　我笑道：“我也赞成吃好的、穿好的，享乐生活，不然的话，还要革命做什么？可是有一点我要说明白，我说赞成享乐，可不是指个人享乐而言，我是指民族社会普遍的享乐，人民大众个个都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你看看现在百姓吃的什么？士兵吃的什么？我们自命为革命军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纵有珍馐罗前，可以下咽吗？”

　　他说道：“您说这个话，我倒要劝劝您。你老是百姓如何，士兵如何，难道百姓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我们只应该想着百姓和士兵的利益，就不能为自己的利益设想设想吗？”

　　我告诉他说，社会的构成，主要的是人民大众，不是军人或政客。我们不应当把自己视为特殊的人物。整个的社会是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工人为社会建造生产，农人为社会供应粮食，我们军人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剪去贼民肥己的强盗，打倒出卖国家为害民族的军阀官僚。于是他又跟着提出一个问题，说是我们性命只有一条，若是为人民为国家牺牲了，岂不就完结了吗？我就说，我认为个人生命小，社会的生命大，牺牲个人的生命而保全社会的生命；牺牲少数的生命，保全大多数的生命，就叫做成仁取义。这是人生最崇高的意义和目的。即使就个人言，亦可为自己留下英名，传之万代而不朽，则其人肉体虽死，精神永生。俗语说：“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也就是这个意思。他迟疑了半晌说道：

　　“一个人死就死了，还管什么名不名做什么？就是死了遗臭万年，他本人反正是不知道了，有什么痛痒？”我吃惊他会说出这种话。我说：“你有这个见解，那就太高明了！人死了失去知觉，后世的唾骂，固然与他本人无关；但尽管如此，一个活着的人，除非他丧心病狂，总是爱惜名誉，想往好里做，谁也不会甘心愿意地要做一个受人鄙视、遭人唾骂的败类及恶徒。比如一个姓岳的和姓秦的在一起，彼此问起先世，姓岳的总愿意说自己是岳武穆之后，可是姓秦的却决不肯承认自己是秦桧的子孙，他宁愿说是秦叔宝的后裔。岳飞和秦桧都早已死了，但他们留给后人的印象却如此不同。我们活着的人还不该知所警惕吗？”

　　这一天我和他谈得很久，最后我问他部下现有多少人，他说有八万多人。我说：“你尚有这许多人是值得高兴的事，将来开上去与张、吴等军阀作战，即是很大的一分力量。但有一点不可不注意，就是必须是八万能同生共死的弟兄才好，若是八万个自己的仇家就糟了。什么是仇家？你不好好训练他们爱护他们，就变成你的仇家了。”他很注意我这番话说：“我一定本着总司令的意思尽力去做。我一定要做一个为社会谋幸福、为国家争光荣的好军人。”说完之后他就回到考城他的部队中去了。

　　我从潼关出陕的时候，靳云鹗派了代表与我接洽，表示愿意归我指挥。我和靳云鹗相识，是在民国九年我在信阳驻防的时候。那时他任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郑州，一次他来信阳，我约请他参观我们部队的体操和各项特殊训练。他很是赞美。不久我以饷源问题与赵倜动武，他亦对我表示同情。那时期我们过从很密，他也有许多地方对吴佩孚不满。末后我由豫赴陕，临别时他十分诚恳地规劝我说：

　　“你们部队，纪律严明，处处能获得人民的爱护和好感，只是所驻之地，总要破除迷信，把泥塑菩萨毁去，把庙宇改做学校或工厂。这在你原是好意，可是百姓不了解，往往以此类事引起人们的不快，我知道你是主张信教自由的，我觉得还是让百姓自由信教好些。”

　　他这种坦白的忠告，使我非常地感激。民十一我们在郑州同打赵倜，又共了一次患难，彼此之间的感情显得更进一步。不过因为那次没有偿他当河南督军的心愿，不免常常不高兴。同时又因其胞兄勒云鹏身为国务总理，他竟骄盈得意，一天天地向官僚腐化的路上走去。最出名的就是懒惰，由于烟瘾太大，早上总起不来，常常有约会，到时却不起身，弄得副官在卧房门口跺脚，他还是不动。这次他派人对我如此表示，我以为曾共过患难的老朋友，而今能站在一条线上来是很可喜慰的，故即接受了他的诚意。此时他为河南保安司令，驻郾城。一天到郑州来见我，谈起防务的事，我和他说：“这时候你最好能带你的部队去进攻山东方面，你若需用什么东西我可以设法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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