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七章郑州会师前后(4)

第三十七章郑州会师前后(4)

　　由于城中街市的不清洁，急要提倡扫除，以重卫生。此事得各方面赞成。俄顾问谈及他们国内凡公益之事，无论男女老少人人参加，收效较多。我赞成他所说的，于是我和于右任先生亦都出马。我们俩同抬垃圾筐，满街清理。人家见我们如此，也都热心地动手。这样的大扫除曾举行数次。我的希望是能将街上垃圾污秽搬入田中作肥料，化有害为有用，一举两得，并人人经常办此。可是后来看见臭水沟和店铺里后院，依旧污秽堆积，并未因此而保持长久的清洁。这也许是我们计划不周，办法不好，也许是我国社会积习太深，不易革新的缘故。

　　长安被围之时，军民各界饿死的人太多，有的已埋，有的则仍停柩房中，或暴棺野外。乃与于先生商议，筑一大坟，将暴露的棺柩悉行掩埋，共有二三千具。又将昔日第十师义地扩大范围，将国民联军此回因守城及解围而阵亡的官兵一一入土。同时开一盛大追悼会，宣传打倒军阀与帝国主义之事。以后每逢纪念日，即往祭祀；清明节我亲率官兵上坟添土，以示生共患难死不相忘之义。又建一大碑，说明西安解围的经过。本来还打算建座祠堂，曾在城外看定李先生祠的附近地基，价亦已讲好，只以经济拮据，军事亦太紧张，终未得愿。

　　有一位胡兰生大夫，原在上海行医，他是我的朋友浦化人牧师的老同学。在五原誓师的时候，医药方面过于缺乏，浦化人和我谈及，说胡先生内外科都好，愿自备盘缠并携医药器物，到我们部队中来随军服务。对此至仁至义之举，我极表欢迎，当即电约。及至胡先生赶到包头，不巧正碰上张作霖对韩复榘“送客”的时候。他人地生疏，躲无可躲，逃无可逃，结果把所携医学器具，完全丢光，长途步行，来到西安。因为劳顿过度，一到西安，即患伤寒病，热度极高，鼻孔流血，卧在医院中。我常常去探看他，每次总以鲜花相送，以表敬佩挂念之忱。胡先生真是一个伟大的医生，他为献身革命，效忠祖国，不惜破家荡产，万里绕道相投，不为名，不为利，定要和我们一块儿来受罪。当其脱险到军之初，犹力疾每日为官兵诊病，及至病得沉重时候，日夜呓语，仍是挂念着官兵的伤病，这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现在已任中央军医署署长之职，当更能为国献其所长了。

　　又从前曾为我参谋长的蒋鸿遇先生此时亦病在西安，住西北城角一蒙古喇嘛庙中养息。他在民元革命时，曾为云南护国军营长，速成三班学生。此次因乘火车在大同撞车，受了震动，自此患病，忽轻忽重，医治无效。我于公务之余，每星期去探视他两三次，见面握手长谈，极是亲热。蒋为人有骨气，可称国家大材，惜未能使其大大展施，想起来真是对不起他。

　　有张凤翙者，民三时我过此，他正为陕西督军，曾为陕西议员，是一位老革命党。这回我到西安，特意访请他出来，给以高等顾问名义，希望他可以为地方出些力。哪知他住了数日，即不辞而别（某日约同阅兵，找之已走），潜赴山西运城。我想定是受政客们的挑拨，以我们这里为太左太红，背地里拿话恫吓他，使他不安之故。以他一位革命家，我竭诚请他出来，而他竟如此溜走，使我无法向他解释。

　　甘肃省党部一面和当地的军政互相摩擦，一方面他们自己内部亦互相水火，分出所谓胡派、汪派，左派、右派的名目，彼此掣肘捣乱，纠纷层出不穷。我在西安时，他们常来告状，我唯有下工夫为之调处。把甲方请了来，谈一回；又把乙方请来，谈一回，总是劝他们消释偏见，以大局为重。有的还以我的话为然，有的则当着面就和我辩驳起来，说什么斗争到底决不妥协的话。我说对敌人应当斗争到底，不能妥协，对自己人为什么不可以让步？他们把原则完全用错了，徒为意气之争，然而他们总不悔悟。

　　随着军事的进展，党派的纠纷，已经普遍地从内部的酝酿，而日益表面化。当我离开西安之前，一日接到武汉方面来电，说他们发现西安共产党部发出的宣言，问我是否知道此事。我并不知道西安有所谓共产党省党部，很觉得纳罕。把省党部的负责人请来问问，他们也不知道。在陕西省党部中，刘伯坚是共产党，于右任先生是国民党，我也是个刚上跳板的国民党。党部里面种种明争暗斗，我虽不明白其错综复杂的具体情形，但我知道显然有此事的存在，而且我也知道像那样闹下去，将来必定会出大乱子，而影响整个的国民革命的完成。我方时时刻刻以此为忧。不久省党部与所谓西安共产党部，各发宣言，都说得乱七八糟。我一再地劝告，我说中央并没有叫我们这样做，若闹出事来，该谁负责？我以为党员的行动，应以中央的命令为准绳，中央无此命令，而轻举妄动，自起纠纷，即无异替军阀们做了工作。

　　一天，又听到许多青年朋友大唱其《国际歌》。青年们到外国一趟，即将其所见闻的新奇东西搬回本国来，却不问于中国是否适合。英美留学生搬了些瓷盆、瓷马桶、钢琴、沙发回来，苏俄留学生搬不着这些物质的享用，即把《国际歌》之类搬来。我的顾问乌斯马诺夫和我说道：“我是第三国际代表，我来中国，上面给我的命令是帮助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中国的国民革命，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阶级斗争，亦与第三国际无关。”一再地要我查明事实真相，禁唱此类歌曲，免得对他起误会。人家真正第三国际的代表对我们的革命是这样的态度，而我们一知半解的青年，却定要那个干法，乌斯马诺夫的话，我极其佩服。我将这番意思一再地告诉大家，但也无效。

　　在潼关会议的时候，忽然有人提出倒蒋的口号，同时街上也贴满此种标语。最先提出这口号的是唐孟潇先生的代表。此人曾在苏联东方大学读书，口才颇佳。他长篇大论讲演，言辞富于煽动力，许多朋友都从而附和。我总觉得不是味道。刚刚还是一致拥蒋，转过脸来，就是倒蒋，到底是怎么回事？再说，目前正是军事紧急的时期，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当集中于此，不容分化。现在孙、张、吴、褚之类还保有着他们的实力。奉军在平汉、陇海线张牙舞爪，急图卷土重来。

　　我们的境况如此之困，反动势力尚是如此强大，我们革命阵容内兢兢业业、团结一致，犹虞不足，岂容再有分裂？于是我和他们说：“我和蒋先生，不如你们和他的关系深，历史久；但你们昨天还是拥护蒋总司令，今日忽又翻脸要打倒他，究竟是什么道理？你们说出了道理，我也赞成，否则，你们打倒他去，我还是照常干我的。”同时薛子良等也依照我的意思与刘伯坚等力争。唐先生的那位代表看见我们态度如此，没有再开口，不久就走了。

　　国共分家开始了，武汉方面的清党运动也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事波动到我们这边，人人都感惶惑与不安。比如黄少谷，原是李大钊先生介绍来我处的，他就极力表明，说自己虽是李所介绍，但并不是共产党，请我相信他云云。我就向大家宣告，军中当听主官的话，不可随人做主，也不要轻听谣言，自己扰乱自己。此事关系太大，万不可轻举妄动，我们必得明白了底细，而后再作区处。如此三翻四覆地说，人心才稍稍安定。

　　那时我正住在潼关，指挥前方军事，并检阅陆续开拔的部队。一日在野外对部队讲话，我力说此时大家当精诚团结，万不可自己捣乱云云。散后我即回文庙中批阅文电。此时我们总司令部中人员都在庙中另一边聚会。一位青年在那里讲演，对我刚才野外讲话的意思大发议论，有几句话刺进我的耳朵，他说：

　　“我们是一致要求倒蒋。可是有一个人现在庇护他。在今天，庇护他的就是军阀，就是反动……”

　　我慢慢走到那边去，看见那位青年朋友大约十八九岁，不过初中毕业的程度，也是政治部中职员。他还继续讲他的，肆意诋毁，热心和勇气真是有的，他说：

　　“我们定要倒蒋，谁不赞成，谁就是反动；我们就连他一块儿打倒！”

　　我忍不住地说道：“我已经一再地和大家讲过，我们不要轻举妄动、随声附和，等事情弄明白了，我们自有主张。你现在又说这些话做什么？你要倒蒋，你倒你的去，我们还不到时候！”

　　那青年就激昂慷慨地和我顶起来，还满口唱些：“自由”、“平等”的高调，说我不应当以自己的地位，来“专制”“高压”云云。我以为军中纪律必不可破坏，当即令人予以逮捕。后来刘伯坚等向我说好话，方把他释放。这样的青年兄弟，不知道什么叫做军队的纪律，什么叫革命的纪律，完全凭着血气之勇和一知半解的知识，胡冲乱闯。真使我难过痛心。翌日在文庙外空场中举行朝会，官兵以及全体政治工作人员都在场，我于讲话时节着重于解释所谓“平等”两字的意思。我说：

　　“一个兵身高四尺，另一个兵高有五尺，是否应当截长补短，以求平等？（有些兵们不明白意思答曰“应当”！）骑兵骑马，步兵步行，辎重兵还要担驮东西，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应该把马卖了，一律步行，或是大家都该骑马，以求平等？（兵们也答“对的”！）长官用脑，日夜策划，士兵一到地方，即可休息，你说怎么办？是应该都用脑策划，是应该都要休息？职责所司不同，团体必有纪律，革命不是作乱，不可以平等之类名词挑拨感情，不然，什么也不要想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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