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三十三章赴俄途中(3)

第三十三章赴俄途中(3)

　　我从平地泉出发的时候，奉张、直吴和直鲁联军已将联合出兵，向国民军压迫。我在库伦时，张家口方面每天有电报来报告，说张、吴等并不因为我的出国而放弃消灭国民军的祸心，反而认为是对国民军攻击的好机会，益发变本加厉地施行压迫。军阀祸国，唯利是图，对这种足以亡国的战争，实令人感到无限的愤慨。此时陈友仁、顾孟余、鲍罗廷、陈启修、徐季龙等许多国民党朋友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经过库伦，由他们的谈话里，才知道北京闹出“三·一八”惨案和广东有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后陈、鲍等动身，徐季龙先生留下，决心和我同赴莫斯科。徐再三地说我入党，和我说：

　　“我们的党，决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党。这个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决不是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党，也更不是‘营私结党’的党。”

　　此时我受各方面影响，已决心加入国民党，作为一个党员，共同为中国奋斗。听了徐先生精辟的讲话后，益加兴奋，当时即由徐先生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我们准备妥善，即乘汽车由库伦出发，取道乌金斯克，搭火车去莫斯科。由库伦北行，几百里地的长途，森林遍地，都极茂密，每座小则三五十里，大则竟达一二百里。树木每株高约二三丈，也有高数十丈者。田地纵横，都是黑土，也都肥美得很。农人都是山东、大同一带的移民。回想自张家口到库伦的途中，一片荒漠，不见一株树木、一块可耕之地，情形完全两样了。

　　第一天到达某地，晚上住在一家俄国人开的小旅店里。这儿的旅店大多是俄人开设，屋子都是租的本地蒙古人的。据说蒙古人不善经营这种事业，我以为是蒙古人不进步之处。于途遇着许多赴德留学的蒙古青年，他们的年龄都在十二、三岁左右，骑着马很快地往前进发。我问他们到德国学习什么科目。他们回说一组学医，一组则习兽医。我听说后不胜感想，国家要为人民争幸福、谋利益，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能奏效的，须确切知道人民的病痛，而后针对着他们的病痛，实事求是地设法解救，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目前蒙古人的痛苦最大的便是医学不发达。人民有病只知求神问卜，乞灵于偶像。牲畜有病，更是无法医治。

　　蒙古政府能够着眼于此，派人到国外专门学习医学，才是真正为民谋利的政绩。因此我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人民穷困、百废待兴，无事无处不需要专门人才。但我们有了专门人才，却往往不会才尽其用。学纺织的可以去当县太爷，学采矿的可以去当外交官。亦有一种学成之后，无人援引，乃至因守不用，埋没其材。更有一种专门技术家，归国后无从用其所长，亦卒致学非所用，不能施展。这却是关系我国前途的严重问题，是急须设法调整的。

　　买卖城位于俄蒙的交界。我们一过此地，便见一旅俄国骑兵列队欢迎，阵容整肃，人人精神抖擞，很有一种新兴的气象。我在那雄浑悠扬的欢迎乐声中，从他们面前走过，看着他们人马强壮，真不愧为世界著名的红军。他们等我们的行列过去，便即上马，用快的速度抢到我的汽车前面，疾驰先导，如飞一般。这想是要露一着给我看看。我很担心他们的人马过分地疲劳，或致跌失。真是好武艺！

　　那一天住在恰克图；我们未到以前，已有人把旅馆预备好了。我因要察看本地各方面的情形，耽搁了一个整天。参观了工人住宅，也看了农人的各种活动。那儿整个是农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闲阶级，以及对劳动大众压迫剥削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那儿的驻军，每一连设有一座列宁室，为一种俱乐部的性质。这完全是为灌输主义及对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我曾向一个士兵问及其关于中山先生、张作霖、吴佩孚等人的过去历史及今日为人和主张，都能对答如流，极是熟悉。可见他们对士兵政治训练多么注重。在此地又参观红党与白党作战的遗迹，徘徊很久，亦使人不胜感想。

　　从恰克图往上乌金斯克还是坐汽车，路上过河的时候，遇见一位布利亚特蒙古的老百姓。他戴着一顶帽子，样式与满清时代的红缨帽相仿佛。我请翻译把我的话翻给他说：

　　“你这帽子好像是满清时代的官帽，为什么还戴这个？”

　　那个老者回答道：“帽子虽然不好，可是我们本地自制的货。我们不买外国货。”言时语音安详，态度谦和，很有学问与修养的样子。我想到我国的上层社会，虽然国困民穷，却非外国货不买的情形，不禁使我面红耳赤。

　　这一路都正在修筑公路，不远即有一座未成的桥梁，不远又有一座新修好的。筑路工人络绎不绝于道。

　　过了河，便到上乌金斯克，已是夜间十一点钟了。当地各机关人员都到二十里以外来欢迎。据说一两天以前接到消息，便到城外等候接迎。我听说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的热诚友谊和相爱之意。这儿的住宅虽然多是土筑的屋子，但是家家户户都有玻璃窗，窗前还陈设着美丽的花草，很是清幽雅洁。街上也很清洁，不像库伦那样，这里一堆粪秽，那里一堆拉杂的污脏不堪。上乌金斯克附近树林中都是有电灯，沿途装有电话，已经一天一天在现代化了。

　　到上乌金斯克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劳动节，这在苏俄是很重要的一个纪念日。当地政府来函，邀我参加他们的纪念会，并参观阅兵。那天天气和暖，两天前还有三尺多厚的积雪，此刻已化为泥水，街道低洼的地方都有积水，泥泞遍地，颇有些难行。据说这里只有冬夏，没有春秋。那时天气方由严寒转变暖和，所以积雪便很快地融化了。

　　大会是在布利亚特蒙古政府领导之下召开的。他们最先请我向群众讲演。我说完后，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女工上讲台讲话。她讲的话，翻译为我详细转译，大意说：

　　“今天是五一节，我们今天很欣幸地能够在这儿欢天喜地地开会。可是在这同一日子，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大众的纪念会可不能像我们这等自由与快乐，他们的会场会被军警捣乱，他们的身体会被军警殴打拘捕！……”

　　据说她是一个洗衣服的工人，却说出这样富于煽动力量的话来。她说完后，又上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这女孩讲的话也很能感动听众，讲得大家摩拳擦掌，异常兴奋。

　　会毕开始游行与操演，女工在前，男工在后，工人过完后是军队。我和他们的主席团同站在楼上参观，行列在军乐洋洋的声中，一排一排地经过，很是整齐庄肃。每逢走过参观台的时候，台上检阅委员就向他们发问：

　　“你们预备好了没有？”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大家如雷似的答应着。

　　这样一问一答地过去，空气非常地热烈和紧张。

　　这次使我最难忘记的，是几千个木工、铁工、泥瓦工等工人也按着队伍的步法，很整齐地参与操演。我们训练六个月的新兵也不如他们的成绩。更稀奇的是有一千多女工，头上蒙着红布或者花布，裤脚卷到膝盖，袖子卷到臂膊以上，也同样挺起胸脯，很雄武地在列中走着。我见了这种种情形，忍不住的眼泪如珠一般地下落。徐季龙先生问我怎么回事？

　　“人家的国家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们的国家却演着混战的丑剧；人家的女子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们的女同胞还在缠着小脚！想起来我怎能不流泪！”

　　“请冯先生进去喝茶吧！”大家都劝我说。

　　我抱着满怀兴奋与悲痛的情绪，离开了参观台。

　　分列式结束之后，我就约请布利亚特蒙古政府中央委员们谈话。据说，布利亚特蒙古的并入俄国版图，据俄史记载，是在康熙年间，那正是俄国皇帝专制时期。他们民族被看做下等人种，受了俄政府种种限制与压迫。比如不准当兵，不准设立学校，不准进城活动，不准穿用俄人的衣服；结果只允许他们修庙信佛当喇嘛，这个不但不加干涉，反予以种种鼓励，以保持他们永劫不复的陈腐古旧的生活。十月革命以后，他们身上的枷锁便完全解除了。他们组织了布利亚特政府，也成立了特为布利亚特人而设立的政治学校和军官学校，以一个民族的平等资格成为苏俄联邦的一分子。

　　他们政府的委员大都属于农工阶级以及精神劳动分子。他们的社会是非工不食，凡是不参加劳动的人，是绝对不能立足的。我想这正与我国的情形相反。那时在我国，是工人无权，农人无权，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无权；社会上的权力者不是封建余孽，便是买办资本家，或者是叨祖宗及父兄之余荫而坐享其骄奢淫逸生活的老爷少爷！在我们中国社会上是“一人当官三辈爷”，行的是现代国家中最奇怪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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