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二十八章督陕(2)

第二十八章督陕(2)

　　这一次的战事，推原祸始，刘氏实不能辞其咎，当阎相文先生督陕的命令发表后，刘一面佯为服从中央，一面却挑拨陈树藩拥兵抗命。陈树藩不知道他两面取巧的诡计，见刘为他撑腰，即有恃无恐，真的干了起来。其实若是刘向他说明自己服从中央的态度，陈树藩是绝对不敢抗命的。及至陈树藩兵败南退，刘知将陈之手枪队和重炮全部缴收，开城欢迎阎督，他依然做了省长。

　　刘为人如此。此时阎督到任，他一面对洛吴尽力巴结，一面即以种种手段与阎督刁难。

　　阎虽担着陕督的虚名，然渭河北岸皆胡笠僧势力范围，秦岭以内为陈树藩残部所盘踞，尚有其他杂牌军队盘踞秦岭以西。陕督所辖者实际只有北起渭河，南至秦岭之间，宽阔不过六十里的一块狭长地区。在这样一块小小的辖境内，却要给养几师的驻军：即第二十师、第六师、第四混成旅、镇嵩军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外加胡笠僧还不时向阎督要械弹要给养。此外，当阎督未入陕时，曹仲三、吴佩孚将所谓顾问、参议、谘议八百多人一股脑儿塞给了他，要他带在任上，予以相当安插。阎到任后，这八百“顾”、“参”、“谘”，就每天跑到督署向阎要官要钱。那时督署中每天要开五十桌酒席，以应酬他们，若以每桌十元计，仅此一项，每天就需五百元。若是取消此项应酬，势必得罪这八百大人先生，亦即得罪了曹吴；若不取消，则数万人的军食尚且不能维持，哪有力量供应他们？

　　此时陕西下了两个多月的淫雨，甚至西安到潼关的大道也阻隔不通，运输即断绝，什么也办不来。而刘袖手旁观，不肯出一点力、拿一文钱。当阎督刚到任时，刘不知阎是怎样的人，很有些畏惧之心，曾百般地向阎督买好。那时告诉阎督，说他留有数百万两的烟土，以此供应军食，可保无虞。哪知相处日久，摸清了阎督的性情，看着阎督不大说话，是个厚道省事的人，刘即渐渐改变态度。第二次问他烟土的事时，他就说只有五十万两；到后，又说只有十万两了。阎连忙派人查数，刘又说：“烟土有是有一点，现在尚未收来。将来收齐，也不过二三万两罢了！”那时阎督处在那样的境地，而刘竟这样地刁难他、作弄他。

　　阎督军陷入无边的愁苦之中，心里一刻不能舒展，又无法可以自拔。而那八百“顾”、“参”、“谘”，还对他种种不能满意，每天闲着没事，就捏造许多流言，向曹、吴报告，百般地捣鬼。

　　那时吴佩孚到了汉口，正要进攻宜昌，与川军起衅。时陕西有郭坚部队驻凤翔，打着靖国军的招牌，在地方上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甚至十二三岁的少女，亦被其部属所奸淫。凤翔本不是贫瘠的地方，因为他的部队盘踞，弄得凋敝不堪。人民纷纷到省里告发，原先刘镇华和奉军等亦曾打过他，而无可如何。阎到任后，吴佩孚想利用他去打四川，曾与他有过接洽。郭坚拿着这个借口亲自到省城来，向阎督军要东西，要子弹六十万发，要枪械五六百支。

　　他在省城住一张某家，成天恣情胡闹。他带有许多马弁和卫士，即叫来一百多妓女，在张家楼上恣意宣淫：大家都脱得精光，他自己在旁边看着做指挥，喊口令：“放排枪，齐放！”如此取闹，简直禽兽不如。阎督军因他过于荒唐，无可理喻，便召集吴新田、阎智堂和我商议，思乘此办掉他，为国家人民除一大害。阎督军当下给我一个手谕，决定第二天在西关军官学校设席，请他吃饭，就宴席上把他解决。

　　那天郭坚到后，客人尚未到齐—只到张某和刘骥等—预先埋伏的一连人，因无经验，急着自墙上探头挤看，竟把一座砖墙挤倒。郭坚带卫士有二三十人，都带着枪，枪上插有刺刀，此时看见情形不对，便实行卫护。郭坚本人也掏出了手枪。在此紧急关头，我急忙上前一把将郭坚抓住，手枪队亦蜂拥上来，将郭之卫士缴械。刘骥和张某事先均不知情，张逃至门口，岗兵以为是郭坚，上前抓住，叫他光着背跪在地上，报告我说，外间又拿住一郭坚。我跑去看明，他说：“我未做亏心事，你如何捕我？”我因他不过交友不慎，并无何罪恶，即一笑释放之。刘骥跳墙而窜，把腿摔伤，疼了多日方好。

　　郭坚被捕之后，先把阎督军命令拿出来向他诵读一遍，而后执行枪决。临刑时，百姓们人山人海地围着，无不称快。枪决之后，曝尸于新城，百姓带着香纸对天叩头，痛哭着指尸大骂，说：你把我们害得入了地狱，这次可天睁开眼睛了！又盛夸阎督为民除害。此事实为阎督建立了不少的威信。

　　郭坚办后不久，吴佩孚又不知听了谁的什么报告，忽从汉口致电阎督，责备他不负责任云云，措辞极为难听。在这以前，阎曾听说有人在曹、吴跟前告发他滥用安福系人员等十五条罪状，本已非常难过，此时又无缘无故受吴这样一顿横蛮的责骂，越发懊恼难言。他接这电报时，我们都在旁边，我看见他流着眼泪，无言地只是叹气。我们劝解了一会儿，他也没什么话说。时已天晚，我即转返咸阳。哪知第二天黎明时候，忽接到电话，说阁督昨夜喝了大烟，命己垂危。不多时，又接到电话，说阎督已经去世了。

　　我和吴新田、阎智堂三人同去看丧，见床前摆着一大缸子鸦片，已浅去三寸多。又在他腰里发现一张遗嘱，说他决未妄杀人命，宁死也不能任意安插那八百位官儿，他也不能坐视四五师人枵腹等死，数说种种苦衷。忠国爱民之意，溢于字里行间，令人看着，生无限感慨。

　　阎督军死后没几天，我即接到署理陕西督军的命令。在此艰难困苦、错综复杂的局面下，叫我来挑谁也不愿挑的这个重担，实在叫我哭笑不得。当时我曾作了一首丘八诗，以抒此时心情。大致说：这样的升迁，当看做撤差；但我必尽力以赴，以报国家与人民。当时督署以陈励丞为秘书长，刘骥为参谋长，石敬亭为军务科长，贾玉璋为军需科长，邓哲熙为军法科长。

　　最先要解决的就是督军署房子的问题。第一，旧督军署深宅大院，重门叠户，屋上盖着琉璃瓦，派头太大。满清庚子之变，皇帝和西太后逃到西安，曾以此地为行宫，那种腐朽的封建气味，一直保持至今，我看着极不自在。二则阎督军为人忠厚笃实，和我交谊甚深，他在任上惨死，我一到他住过的地方，即思其为人，往往使我泪下，因此不忍再在那儿居住。第三，旧督署与军队驻屯地相距太远，与民众亦很隔绝，我若堂哉皇哉地住了进去，不但不能与官兵常在一起，与民众亦不容易接近。那算做什么督军？算得什么地方亲民之官？

　　为这三个原因，我看中了城东北角皇城（又称新城）的旧址。那儿自鼓楼起，一边到东门，一边到北门为止，有广大的空地。那原有明朝所建的皇城，满清时称为满城，以四分之三居满人，四分之一居蒙人。满人入关时到处惨杀汉人，及统治中国，对汉人又百般压迫凌辱。陕人性格素称刚直，所谓关中豪杰者即是。他们把这种仇恨记在心里，到民元清廷推翻，即把皇城中的满人杀得鸡犬不留，房子也烧成一片焦土，至今仍是遍地瓦砾。我决定选择这块空地，为驻兵之所。即在此动工建筑新督署。

　　我的办法是将旧督署中几座小房拆卸，新署建筑的砖木材料悉取用于此。工人则动员官兵们自任之，仅雇了两个泥瓦匠从事指导，除去买钉子、绳索等项而外，并没有买什么材料。我自己为大工头，卫队营长张自忠为二工头，我们亲自推着小车搬运砖。两个月内即盖成二百间房子，左右各十六排，共三十二排，中间为客厅及督署，两边为各科办公室。看去一如营房，极不美观，但是光线、空气都好，地上又干燥，极是合用。总共只花五千元，是用的一个盗买督署委任的犯者的罚款，并不是由省库中支取的。但此事仍不免引起了外人的误会，上海一家报纸竟大登特登，说我在陕大兴土木，动用省库二百多万云云。我初见到时，很是惊愕，后来我知道是人家恶意造谣，也就一笑罢了。

　　那时住陕的中央军队，仍是第七师、二十师、镇嵩军、第四混成旅及我们的第十一师，共四师一旅。这数万弟兄们，因给养短缺，实在太苦了。我接事后，总想办些东西，看看他们，以示慰问之意。此事向刘说过多次，甚至每天和他说二三回，他以为这是额外开销，先不肯答允，后来答允了，又不肯照办，费了多少周折，我才得遂心愿。不过每兵各赠一双鞋、一双袜、一条毛巾、一块肥皂而已。我拿着这点礼物去看他们，同他们谈谈，两方都感到欢喜。兵们太困苦了，这些日用必需的东西，都是买不起的。而刘不把兵们的事当事，反怪我好施小恩小惠。我说这简直是打官话，你连小恩小惠都不给，更何日始有大恩大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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