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十九章蜀道难一(2)

第十九章蜀道难一(2)

　　很久以前，这县官在此任上，为人严明清正，不妄取民间一文钱，不浪费民间一滴汗，人民无不感戴。他卸任以后，百姓集资建立一尊铜像，纪念他的德政。不料不久之后，新来了一位县太爷，和前任县官正好相反，无孔不钻，见钱就抓，衙门内外，一应执事人员，统统用的是他的乡亲本家，狼狈为奸，无恶不作。刮了百姓的地皮，吸了百姓的血汗，犹以为不足，更把县衙门前面祠堂里的那尊铜像也毁掉，送到铜器店里铸成茶盘、水壶、香炉、烛台一类的家庭用具，据为己有，却另外塑了一尊泥像，放到原来的地方去。后来因他贪赃枉法，被参革职，拿问下狱，判了死罪。人民愤恨其贪鄙，怀念前任县官的廉明，于是把他家里的香炉、烛台等等又统统送到原来的那个铜器店里，重复铸成了崭新的铜像，安置原位。就是我所见的这尊铜像了。

　　这事给后人绝大的教训。一般贪官污吏，往往以为百姓蒙懵愚昧，可以恣情胡为地去欺压他们，鱼肉他们，一点不用顾忌。却不知百姓其实是至公至明的审判者，是非清楚，善恶分明，一丝一毫不容你欺蒙做假的。无奈他们在黑暗的政治之下，使不出自己的权力，只有把冤苦埋在心里，暂时不敢和你争较罢了。但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报复的。你有一分善，他们感谢你这一分善；你有一分恶，他们就报复你这一分恶。你以为他们懞懵愚昧，其实懞懵愚昧的还是你自己。在这种地方，我们政府应当相信百姓的公和明，授予他们以应有的权力，同时扶助他们，严格地执行法律，拿办贪污。果能如此，则民间疾苦，解除了大半，中国的社会必飞速地进步。孙总理为什么要提倡民权？为什么把民权列为三民主义之一？因为他深切感到了人民在黑暗吏治下的痛苦，因此民不聊生，国势日弱。我们三民主义的政府，应当拿出大刀阔斧的精神来，努力实行民权，大大地把吏治来洗刷一下。否则民生主义、民族主义，都是不容易实践的！

　　从剑阁出发，好多士绅，替我送行。这一路，每经一县，县官或本地士绅，都要客气地应酬我。有时送一桌酒席，有时送些礼品。我都诚恳地一一璧还，概不收受。有的人明白我的意思，是不忍骚扰地方；有的人却以为我是嫌他的东西不好。做事真不容易。若是一方面喜欢应酬，一方面也乐于接受，反倒好了；若是一方面要应酬，一方面则觉得不应该如此，拒而不纳，就不免受人责怪，以为不近人情。我是觉得这是官场恶习，若不及时革除，一任其积非成是地习沿下去，国家到何时才能走上轨道？这虽是小事，但谈改革，正要从小事上着手的。因此我宁愿被人家见怪，也不肯对人家随和。

　　在这里，有一位朋友王弼臣先生买了一部书赠给我。书名《十三峰书屋》。作者姓李，原是曾文正公的幕府人物，曾为湖南泉台。他是本地人，因其家宅附近有十三峰，故以名书。书中文章诗歌以及信札奏稿各件都有，内容很丰富。尤其是关于洪杨革命的记述，极有作为史家参考资料的价值。后来我又另外买了几部，留存起来，可惜现在都已散失了。这里过去，一路数百里，都是四五个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柏树。百姓传说，这些树都是张飞栽种的。其实并不是，原是一位李姓县官栽的，有些地方的人民，对这县官更崇拜之如神明，尊他为玉皇爷的外甥（名字叫李二郎）。那些柏树，每棵都有号码，地方上并且组织了一个保管委员会，专负保护之责。

　　到了梓潼，益发看出四川的富庶，任何乡村城镇，都显然比北方的殷实得多。有好些村镇，比北方的县城还要发达。这里有一座文昌帝君庙，住持的老道，印有一种所谓《文昌帝君劝世文》，赠送游客，以散播其愚弄人民的毒素。庙旁有一个洞，据说深有四十里，文昌帝君常常骑着驴子从这儿进出。全是那老道编出来的谎话。从梓潼到绵阳，得渡过涪江。涪江右岸，全是石灰打成。沿着江岸，每隔一段路，置一头铁牛。我不懂铁牛有什么用，问当地老百姓，方知这叫做“镇江牛”，和供龙王一样，是为防水患的。这都是因为民智不开，科学不昌明，人民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自欺自慰的办法。若能根据科学，大治水利，他们哪会做这种可笑的勾当呢？绵阳的光景也和梓潼差不多，到处熙熙攘攘，一片热闹气象。我们的队伍到了这里，已算到达了目的地，当另拨了一营人开驻罗江。

　　罗江附近有个落凤坡，形势奇险。三国上的记载，当年庞统取西川，就在这儿中伏，送了性命。我特去前后左右细看了一回，觉得在这里埋伏，实在再适宜也没有。我深感伏兵效用的伟大。我们学外国战术，关于伏兵的战术总是说得很简略，只将“诱伏”、“待伏”两种稍加叙述，既没有详细的论说，也不举实际的例证。其实自古及今，兵家以伏兵制胜者有多少！只要运用得当，没有不奏奇功的。自己常有意思将中外历史上以伏兵制胜的战绩，一一辑录出来，集成小册，公诸世人。但因生活忙迫，一直没有着手，最近才抽暇及此，大约即可出版问世了。

　　我到绵县的时候，陈将军已经到了成都。这时来一电报，命令不许向商会要床要椅，免使地方不安。我看了这电报，简直莫名其妙。这话对我说，哪里安得上去呢？我回也说，我们军队不但没有向商会要东西，就是一根草也没有白用民家的。原来陈将军到川，就暗派了许多侦探密察，四出调查。那些探子多半是些不学无术、无行无品的家伙，每到没有事情可报，就乱造许多谣言，诬陷别人，搪塞差事。侦探的设置，原是不可少的，但弊病很多，不可不小心。最要紧的是要与他们以政治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主义服役，为国家为人民做警卫，决不是替任何个人做鹰犬。自己所担负的是重大而光明的职责，决不是用一些鬼蜮伎俩去陷害别人。

　　如此，为他们打下根基巩固的正确政治观念，方可胜任称职。否则，若是滥用人员，鹰犬蓄之，那受害的岂只无辜的好人而已？我们队伍到此，饷项发生了问题。我们原是由陕西领饷，现已入川，陕西方面，不答应再发，而四川当局则认为军队刚刚开到，不应马上就向这边领饷。两方面都推脱得干干净净，使我无法维持。后来费了许多交涉，陕西方面才答应仍由他关饷。但长安到绵阳，迢迢千里，这里派了人去押运，全用骡驮子，走的是小路，一路大风大雪，时刻提心吊胆地防护警卫着，多么困难？多么危险？若是就近由四川发给，极为方便，绝无这些麻烦。这都是政治不统一的弊病，言之可恨。但我的难题，总算解决了。

　　绵阳一年有一度兴盛的丝茧贸易期。三四月之交，四乡的百姓，都争着把丝茧送入城中求售。我常在四城的近郊散步，看见那些挑茧的百姓，一个连一个，连成四五里长的行列。东门外如此，西门外如此，南北门外也无不如此。百姓都穿着自家织的蓝布衫裤，赤脚草鞋，极其朴实整齐。他们担着的茧，百担之中有八十担是嫩黄色，如金子一样，其余是纯白色，如同银子。这样整齐素洁地走动着的行列，已经使人看了就油然生出一种至高无上的美感，再加上那一片绿色的田原山野为其背景；嫩绿的稻秧，如茵的芳草，浓密的松柏树林，两相掩映衬托，上面照着和煦的阳光，越发显得明丽鲜洁。这是在别处从来没有看见过的。听说那时候，这里每年产丝额在二百几十万元以上。如今人造丝充斥市场，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业，想来四川的丝业，也一落千丈了。

　　这里人民对于封粮的踊跃情形，也是我见所未见的。一天，我看见满街上尽是乡下来的百姓，城门口尤其显得拥挤。我看见这种光景，不知道是什么事。各处打听，才知道他们是来封粮的。我更觉得奇怪，他们对于封粮，怎会这样的热心呢？索性到衙门里看个究竟。县衙门口，挤满了百姓，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全有，人山人海地壅塞在库房前面。每人一手握着一个钱包，另一手拿着粮票，争着向上面递交，大有唯恐交不及的样子。我在保定府也看见过人民封粮，哪有这样的情形？那里的规例，是敲锣催粮，催一次，又一次，最后嚷着说：“限期只有三天了，若是还不去缴，就要纳双份儿了！”

　　但百姓还是佯而不睬。两地人民经济的不同，从封粮这件事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我看着绵阳这种情形，感动得几乎流下泪来。他们这些淳朴的良民，终年穷苦着，用自己的滴滴血汗，换来一些收入。日常省吃省用，留下钱来，一到纳粮的日子，就这样热烈地拿出来奉献政府。国家规定人民有纳粮之义务，他们勤勤恳恳地尽自己的义务，丝毫无负于国家。人民如此，相对的另一方面，使我想到官吏。人民为什么要纳粮？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血汗钱，献给政府？无非为的给政府去养官、养军队，叫他们把国家治理得强盛安乐，使社会一天天地发展进步。但是我们的官和军队是怎样干的呢？他们想到人民的托付没有呢？他们尽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呢？……中国百姓的好（兵也是好的），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只是中国官吏的坏，也是世界上第一等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百姓一样的苦做苦干，恪尽职责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良心太坏，一是学识能力太坏。有学识能力，而无良心，固然不行；只有良心，而无学识能力，也一样的不行。但他们为什么无良心无学识能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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