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十六章左路备补军二

第十六章左路备补军二(1)

　　一九一三年的秋天，左路备补军又另外成立两个团：左翼第一团同左翼第二团。我奉令招编左翼第二团。

　　我在阴历七月二十九日奉到命令。当天晚上，即在原来统带的一营人中选拔了几位官长头目，翌晨带同他们到河南郾城一带去招募新兵。

　　从北京动身的时候，天还没有明亮，东方正泛着血红的朝霞。沿路上，看见百姓们正在收割晚禾，茫茫的原野，一片晚秋的景象。

　　在漯河车站下车，五里路即到郾城。这里既靠车站，南面又有一条大沙河，下流可通至临淮关，上流亦通许多重要的城镇，河中船舶拥挤，产鱼颇丰。所以郾城是一个水旱码头，市上一片蓬蓬勃勃的兴隆气象（后来因连年内战，景况大非昔比了）。我们到了郾城，即找地方落脚。我向来牢牢记着“冻死不入民房”的教训，以为无论如何，我自己得把这句话拿来身体力行。至于住旅馆，则更不相宜。所以我每次行军，必住祠庙或空着的公所。这次在郾城，找到有一家停闭的戏院，室里有现成的木床。我们当即住了进去。因为大雨之后，里面异常潮湿，但为了方便，即未另找房子。当天我们都很疲乏了，在床上铺起随身带来的军毯，躺下就呼呼睡去。想不到一觉醒来，周身如同针刺的一样，疼痛得厉害，把毯子掀开一看，席子上，枕头下，到处臭虫，成群结队，多到令人肉麻。后来回到南苑，遍身都生出厌人的疥疮。这戏院停止已久，臭虫都饿瘪，一旦住了人，它们就餮地大吃一顿。戏子身上都生着疥疮，俗话说：“不怕疥水，只怕疥嘴。”一夜的工夫，戏子身上的疥毒，就传染到我们身上来了。这场恶疾，经过两月，才慢慢地治好。从此我得知戏院、澡堂、旅店都是传播病菌最厉害的场所。后来每到这些地方，我就怀着戒心，不敢稍有大意。

　　郾城这一带，人烟稠密，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也多。我们除在郾城招收而外，并派出人员在逍遥镇、西华县、沈邱、项城等数处分头招募。取录标准，凡农工良民，身无暗疾，年在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至五尺者，一律收录。凡面黄肌瘦、精神委靡者，体高不够者，皆不要。人民生活，的确看出一年年地艰难起来了。整整一团人—一千六百余名—不到两个星期，就招足了额数。梁冠英、田金凯、赵廷选、吉鸿昌等，都是这次应募来的。郾城街上有朱姓兄弟两人，一名朱安邦，二十岁；一名朱安庭，十八岁，都是基督教徒。浸礼会牧师介绍他俩投军。入伍后，极为忠诚本分，勤劳负责，不久即升排长。

　　一九三八年我过郾城，想起他俩，曾向熟人打听他们的下落，不料都已死去了。替他们算算年纪，不过四十多岁。中国人寿命往往如此之短，真是民族一大可怖的现象。我细思原因，觉得主要的是知识不够，意志薄弱。富裕者则生活纵恣、耽逸堕落，因而短命；贫苦者则生活窘困、饥寒交迫，纵有得着机会，慢慢爬上去的，但一旦有钱，也就恣纵起来。社会如此，彼此熏陶，好像唯有恣纵方是人生乐事，加以经济凋敝、社会动乱诸原因。总之还是整个民族问题和社会问题！

　　当晚乘车北返，还出了一点小波折：郾城车站站长，要等候接到路局的电示之后，才肯开车。路局没有答复之先，他坚执不肯开车。但那时新兵早已登上火车了。停在站上，久不开行，于是便七言八语，嘈杂不休，闹得车站上秩序非常混乱。我便问站长说，我出来招兵是奉有政府的公事，决不会是假冒。向路局要车，也是经过正当的手续，当然不是私自乘车。这样留难不开，我固然难以维持秩序，车站上也多不少麻烦。若是早把车开了，两方面都方便，免得耽误时间。后来费了许多的争议，才勉强把车开出。在站上整整耽误了四五个钟头。

　　我们乘的是铁篷车。这一千多个新弟兄，招收并不是难事，可是要把他们大伙儿运往北京去，就觉得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他们都是老百姓，过惯的是农民生活，团体生活的训练，丝毫没有。因此处处都得为他们照料，为他们设法。尤其乘火车，困难问题更多。我因为有了上年招兵的经验，这次在事前都一一妥为预备，以免临时没有办法。现在且举三件极小的事来说：第一就是饮食的问题。现在军队士兵们每人都有一只水壶，行军时食水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些新来的弟兄，哪里来的水壶？但决不能因此就不给他们水喝。他们都是新来的，忍饥忍渴都无训练。倘若一天没水喝，眼睛红肿了，鼻孔也流血了，他们受不了这种苦，势必即对军队生活留一恶印象。我就想出了水站的办法，事先派人在沿途各站，安置大桶，预备开水，另外每辆车上，预置两把洋铁壶，两只粗饭碗，以便替换着用。

　　等到我们的车子到站，开水早凉好了，大家都可充量地大喝。新兵没受过苦，吃的也不能坏，于是在开车之前，办制了大量的馍馍带着，在车上吃着方便。第二就是大小便问题。铁篷车上没有厕所，大小便都很困难。往往看见军队乘火车，每到一站，弟兄们都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就在站台附近拉屎撒尿。兵车一过，随处污秽。而且站台上男女旅客来来往往，瞧着丘八们到处哈着腰，露着屁股，实在不成体统。

　　更有一种的，任弟兄们在车厢衔接的那连关上面大便小便，一个不小心，就可以摔死摔伤。这在没乘过火车的新兵，更须注意。我的办法，是把火车在离站十里的地方停住，让弟兄们下来，到野地里去把大小便打发干净，然后再进站去，自然什么问题也没有了。第三是睡觉的问题，事先即办置了大量的草，把车上铺垫起来，每辆车内都铺个三四寸厚，可坐可卧，十分舒畅，只是严禁吸烟。这些虽是小事，但是却疏忽不得。比如垫草，若不事先预备，那时到了车上，铁板冷气砭骨，弟兄们无有不生病的。这些事一一

　　张罗好了，还得对弟兄们详细说明，马马虎虎说一下，是不行的，又非不惮烦琐，反复讲说不可。

　　我们一团人，分作三列车，一路上顺顺利利，到达北京。下车后，在顺直门外一个大庙里住。安顿之后，就开始团队的编制。第一营营长由我自兼，二营营长是赵冠江，三营营长是邱毓坤。每营哨官四位：一营，前哨为李鸣钟，后哨王某，左哨万某，右哨刘某；二营，前哨赵西平，左哨刘某，右哨刘大侃，后哨关某；三营，前哨吴鹏飞，后哨杨某，右哨康某，左哨席尊龙。

　　这回任用的哨长头目，多数都由备补军第二营中精选充任，所以比较的整齐，不像上年成立第二营时那样的分子混杂，滥竽充数了。军营中紧要的事，是卫生知识的灌输。尤其是新招的兵，十九都是穷乡僻壤里来的子弟，卫生方面的常识，是根本谈不上的。一天晚上，已经深夜，忽然一阵号啕哭叫的声音，从兵棚内传了出来。这时我还没睡觉，听了很是诧异，急忙顺着声音去查，以便追究一个明白。到了兵棚里，看见一个兵正在地上乱滚，口里不住声地哭叫。问他们的班长是怎么一回事？说是前两天因为擦抢，一时不慎，把大拇指擦破了一块，即用布裹扎起来，当时稍有一点儿疼，以为不要紧，并不在意。不想浸了水，毒菌侵入创口，伤势陡变，如火焚烧，疼痛难忍。

　　我把他的手指仔细拨开一看，中指头竟已烧黑，毒气正在飞速地蔓延。我就急忙亲自送他到哈德门同仁医院治疗。大夫一查验，出人意外地，竟说手指非锯掉不可，否则，连手脖子也保不住了。我听了这话，很替他焦心。我对医生说，我不敢做这个主，请等我的回话，再做定夺。当即把此事去报告了陆统领，请示他能不能照医生的话把指头锯掉。陆将军说，这万万不可姑息，毒气到了哪里，就齐哪里锯掉。并说：“你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定不知道它的厉害。”我回头即通知医生，照他的话行了手术，将大拇指锯了一节。一个活泼泼的小弟兄，因为这一点小的创伤，就受了这种断指的创痛，实在是出人意外了。自从这次以后，我对于军队的训练，就特别注意卫生知识的灌输。

　　历年来，无论行军驻军，每逢讲话，必特别提出这个题目，同大家反复地申述，叮嘱他们要看重小事，注意卫生。

　　这次招来的新兵，都是年轻力壮的良善农夫，从质的方面说，可说没有可訾议的地方。但是他们缺乏教育，知识浅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丝毫没有。他们原先在家里的时候，只想着出来当兵，可是等到入伍了，受到严格的训练，即感觉苦恼、不自由，又想着还是家里好，一心一意要逃回家去。可是军营门岗严紧，于是只好跳墙。庙中的墙垣高得很，有冒险尝试的，往往把身体摔坏，吃了大亏，只有自认晦气。从那时候，我就常常想：中国要想抵抗帝国主义，不能不实行征兵制。但要美满地实行征兵制，则又非先普及国民教育不可。可是照我国实际的情形看，若说一定要等教育普及了，国民的文化水准都一般地提高了，而后再施行征兵制度，则事实上又不能许可。因为国民教育的真正普及，在整个的民族问题、政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是办不到的。所以这就必须努力宣传工作，使爱民族、爱国家以及各方面必要的政治认识，都能家喻户晓，那时方可有效地实施征兵。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万万不可忽视，其故即在于此。

　　我为要补救这个“逃兵”的严重现象，一面对士兵加紧政治教育，一面又极力设法改良对于他们的待遇。初级官长教育士兵，大部分都是缺乏经验，方法又欠妥当。他们正在壮年，血气方刚，性情暴躁，日常士兵偶有不是，动辄恶语相加，痛施体罚。因此难为得很多士兵暗自流泪。他们所以私逃，这正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问题，实在非常地严重。孙子兵书上明文载着：“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民不畏危也。”这就是说：治军最要紧的是要得兵心。平素训练，不得兵心，一旦有事，怎么能使士卒共甘苦患难，怎么能叫士卒舍生拼死？所以我这时一再恳切地告诫初级官长，叫他们务必要把士卒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样，万不可稍存丝毫歧视的意念。

　　但是在那时的环境下，要根本废除体罚，事实上还不可能。所能办到的，只是切戒官长逞意气、胡乱虐待士兵。我特意立下一个“八不打”的戒条：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士兵；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我把这个戒条，三令五申地告诫各级官长。刚实行时，官兵们都非常地不高兴，以为这样一来，军纪就难于维持了。后来日子一长，方慢慢地见出功效，同时逃兵的事，也无形中大大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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