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十四章正月十二日(2)

第十四章正月十二日(2)

　　其中有一位老朋友叫做王兆祥的，住在城隍庙街一家古玩铺里，因为他的舅父在那古玩铺中做掌柜。他这里很有几位青年朋友，都是热血赤心，倾向革命的，他们也都剪了辫子，并且私下弄报纸看。那时保定府不许民间私下看报，凡是私下看报的，就都以革命党论。我们秘密地过从相谈，十分地投契。此外在城里炮台开茶馆的一位安亮先生那里，我也常常去坐谈。我往来相与的朋友很多，他们有的也谈谈时局，赞成革命；有的则不敢谈，怕谈；有的则什么也不懂，根本谈不来。我渐渐感觉精神上的寂寞，觉得这样下去，实在不是事，同时生活也驱迫着我，使我不能在家里久住。因此决定离开保定。

　　一九一二年正月初三日，我搭早车到北京去。行前我把自己所有的一点东西全都送进当铺，换成几块大洋作为川资。

　　在前门下车，口袋里只剩了八个铜子。一个人没精打彩地随着旅客们走出站台，一面盘算着下车后的行止，一面却又不住地数着口袋里的铜子。一时觉得天地虽阔，世界虽大，独没有我容身的地方。正在这样胡思乱想，忽然看见许多旅馆的接客者整齐地在站外排列着。他们手里都拿着旅馆的招牌纸，放大了喉咙，好像在欢迎我。我也不假思索，顺手随便拈了一张，一看，奇怪的这仍然是我上次住过的那家高升栈。

　　我随着接客者走出站来，随即又被一群欢迎我的洋车夫包围起来。好一阵工夫，我才冲出重围，走过前门，不久便到西河沿。高升栈就在这儿的东口上。在旅馆里休息片刻，肚子里一阵辘辘作响，我起身呷了一口水，深长地呼了一口气，又不得不开始想到“当当”的事上来。好在我已成了“当当”的老手，进当铺已不感觉苦痛，于是检了随身带来的几件衣服，打成一个包袱，走出栈房，送到当铺里，换了一顿饱餐。当晚便去京防营务处晋见陆将军。我把来意向他说明，陆将军给我的答复是让我先住着。

　　客栈里的规矩是两天一算账，到时掌柜的板着面孔进房来，向客人讨房钱。我因为不知道这种规矩，所以事先没预备这一着，骤然听说要房钱，不由我一时慌了手脚，急得直出汗。呆了半响，想不出法儿来，于是又只好把身上的坎肩送进当铺里去了。这回得了钱，不待掌柜的向我讨索，我就自己把房钱向他付清，免得再看他的白眼。我担负不了这项房钱。就搬到京防营务处住下了。

　　这时候北京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都乱七八糟，许多令人悲愤的现象，每天不断地听到见到。最出人意料的，就是捕杀革命党的事。满清政府推翻了，民国建立了，新的当局因革命而握得政权，却反过来仍要仇视革命。社会上凡稍有革命思想和同情革命的人，都被当局者假造一个什么口实，或秘密地予以逮捕，关到监牢中，胡乱处置掉。有时甚至不惜出以暗杀的手段。军队中的革命分子，更大有铲除尽净的样子。青年军官中，凡是用功读书的，喜欢看报的，喜发议论或喜研究国事的，都一律视为革命党，都在铲除之列。虽然不曾挨户挨室的搜查，但侦探密布，写信、谈话，一举一动，都得分外小心。

　　有时忽然被捕本人还莫名其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人们以为满清遗老所组织的宗社党，与革命党正是对立的，总不致有什么危险了吧？哪知大大不然，宗社党也是不容的。有一位侦探长郝某，就借此大施敲诈，常常拿不到证据，他就自己捏造一封信，由邮局寄给某一位满清亲贵，比如寄给肃亲王，而后他就到肃亲王门口去等着。看见信班一来，他就搜出那封信来，作为话柄，说肃亲王是宗社党，危害革命，敲个十万两银子方肯罢休。敲了一次，还要二次三次地去敲。到后来，肃亲王、顺承王等被通得没奈何，都跑到袁世凯、陆将军跟前去跪着，请赐他们死。亲王所遭遇的尚且如此，旗人中的平民百姓更不用说了。

　　在北京的一些所谓青年革命者的情形，也很叫人痛心。他们由于热情的驱策，不满意当前的黑暗，确乎抱着大志，想为国家社会做一番事业。可是不久他们因干革命，或谈革命，受了一点挫折，吃了一点亏苦之后，就立刻心灰意懒，一变而为悲观主义者，有的反而终天痛骂起革命来，有的甚至向黑暗投降，拿革命来升官发财。就我所熟知的，就有许多青年志士，有的勤苦耐劳，真诚不苟，的确是以教徒的虔诚去献身革命的，可是经了一次打击，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成天埋身八大胡同中，纵情享乐，再也不提革命这回事了。有的则热情如火，平常高谈阔论，拍桌顿脚，热泪泉涌，真是好样儿的革命志士，可是在北京社会上混不多天，也就变了样儿，也是成天打牌喝酒，吸鸦片，逛胡同，昔日的革命志士立刻成为吃喝嫖赌吹的健将了。这真叫人看着太痛心了。

　　当时有一位李六庚老先生，看着这些情形，忧愤至极，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问他干什么，他就眼泪汪汪地说道：“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忧愤而死。

　　我在京防营务处住了不久，就遇到正月十二日晚间兵变的事，这是一段民国史上饶兴有味的史实。

　　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是第三镇全体。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这时候不过九点钟光景，还没有吹熄灯号。陆将军得到消息，和大家说：

　　“段芝贵这个人真该杀！前几天商谈，大家都说士兵生活很苦，不能减饷，他却偏要把出征的饷银减去了一两。大家坚持不同意，他就抢白人说：‘减了饷怎么着，你的兵难道是老虎，还会咬人吗？’现在好了！激起兵变来了！看他怎么收拾！真是该杀！”

　　原来军队开拔，士兵每人加饷一两，这差不多已经成了定例。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饷下来，扣除了伙食费，还剩得多少，他们一切打算和指望就都放在这上面。如今平白少去一两银子，这实在比要他们的性命还要严重。减饷的消息一传下来，士兵们无不愤激，口里不住地咒骂，算是袁世凯的八代遭殃，给他们骂烂了。士兵虽然知识浅陋，但决不是可以随便欺侮的。军阀官僚们对于自己则奢侈淫逸，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士兵，却剥削压迫，无微不至。这样的情形，兵心怎么维系？十年、二十年的光阴，不一定能训练得出好军纪，但是破坏起来，一件小事就可以把军纪一扫而光的。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根导火线。

　　却说当晚火起之后，继之以枪声，霎时间东南北三城火光烛天，枪声人声糟成一团。陆将军看见事变扩大，情形紧迫，急把营务处的一队骑兵同两队步兵，统统调集到西单头条他的公署前面讲话。那天陆将军穿着一件皮袍，衣襟上的纽扣还没来得及扣上，他用手倒挟着衣裳，一只脚蹬在门口的上马石上，态度从容不迫，嬉笑着脸向士兵问道：

　　“你们知道那边枪响是干什么的吗？”

　　大家回答道：“不知道。”

　　“大概是兵变。”陆将军亲切地笑着说，“依你们看，他们在北京抢了人家的东西，发了财，能回到山东河南的老家去享福吗？”

　　大家回说：“不能够。”

　　“他们抢了东西，三个五个地溜回家去，行不行？”

　　大家说：“不行。”

　　“自然不行。溜到半路上就要给人家捉住砍头的。可是他们现在在那里抢的热闹，我们却什么也摸不着，依大家的意思，怎么办才好呢？”

　　“不知道，全听营务处主张。”

　　“若是这样地乱抢一阵，大家就能发财，那我早就领着大家去抢了。我比你们年纪大些，见的比你们多些。依我的主意，咱们暂时不要动手，等会儿，看着能抢的时候，咱们再大伙儿动手。那时我们抢到的都集在一起，大家保管，大家花用。但要紧的是不要让他们抢过了界，不然抢光了，就没咱们的份儿了。现在大家快到西交民巷口去防堵，若是那边有变兵往这边冲，你们就告诉他们，就说西城留着咱们自己抢，不要让他们闯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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