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

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1)

　　戊戌政变以后，清廷的统治愈益日暮途穷。光绪二十六年，即一九〇〇年春天，义和团在山东直隶各处先后爆发蔓延。

　　由我这个亲身经历者所了解的说来，义和团起事的原因中，最不可忽略的要算民众与教堂间恶感的深化。

　　外国教士初来中国传教，我国人民对之极端仇视。其原因，一是由于人民幼稚的民族感情，他们对外国人本怀有歧视的观念；另一方面教会本身也有许多不检点之处，因而招致了人民严重的反感。那时教士们由于他们本国政治上经济上地位的优越，在中国社会上形成一种特权阶级。我国人们一旦受洗之后，借着外人的势力，便也趾高气扬，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任意生事。地方官因为外人的牵掣，无法予以干涉，人民也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外国教士益发乐于在背后支持，希望由此多吸引教徒，扩张教会的势力。这样一来，教徙的气焰越高涨，人民对于教会的恶感越深，仇视的观念一天天加强，遂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在华教士，可分耶稣教和天主教两种，耶稣教教士态度较天主教为好。所以这两种教堂，本质上虽同样是人民眼中的公敌，但仔细分辨，尚有程度上的差异。

　　义和团原是白莲教的残余，最初打的是反清复明的旗帜，在民间私相传授。后来随着教会与民众对立之深刻化，于是便逐渐染有排外的色彩，由对内转移而为对外，形成一种中国初期反抗帝国主义的民众武力。义和团初起时是在山东的曹州东昌一带，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四个字。在这样的号召之下，各地民众风起云涌地附和参加，到处焚烧教堂，仇杀外国人，毁电线，拆铁路。这种极端排外主义的表现，可以充分地说明民众对于帝国主义的恶感，是怎样的深刻和严重。

　　在义和团势力最盛的时候，有所谓铲除二毛子的一种附带运动。二毛子，就是指中国教徒而言。平常因为教徒们借着洋大人的势力对同胞作种种的侮辱，这时便不期而然地有一般人联合起来，挨家搜查这种狐假虎威的二毛子。搜查时并没有一定的标准，任便人随意乱指，你家里如有一个十字，就说你是个二毛子；他家里有洋灯洋油洋火，也说是二毛子。一经指认出来，就百般地勒索。穷苦人家多少出几个钱便可了事；富者则千方百计地予以刁难，非至倾家荡产不肯罢休。这为义和团本身，造成最严重最可惋惜的罪恶。

　　练军接到镇压义和团的命令，是在这一年的正月初八日。我们的队伍最初开到保定府东北白沟河；在这里稍事弹压，百姓们便销声匿迹，完全平息。带队的张协统—山东济宁州人—当天晚上和队伍讲话，出人意外地讲出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不要得罪百姓，义和团是好事。他们打洋鬼子，我们不要干涉。我们到这里来，是上头的命令，没法子，不得不来罢了。—这是秘密的话，大家可不要告诉别人说。”

　　张协统这样一讲，军队知道了，百姓也就立刻知道。于是他们重新又把义和团练起来，声势反而较前更大了。因为以前还是秘密的组织，现在则官宪方面已经默许了。依照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带兵的官长能够认真地镇压，切实劝导，义和团的平复，倒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时官长都存有阳奉阴违的心，不情愿真正消灭他们，但也无力指导他们走上正道，所以结果军队在东边镇压，百姓跑到西边去练；军队在西边镇压，百姓跑到东边去练，形成一种故意放纵，掩人耳目的情势。

　　义和团初起时的蓬蓬勃勃的盛势，清廷委实吃惊不小。他们的运动显然含着排外与反清的两种成分，随着时间的进展，客观形势的演变，排外的念头也很可能地重复转移而为对内的斗争。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犹疑：剿灭它呢？抑或应当因势利导，使它成为纯粹的排外运动？最后的决定是采取了后者的策略，立时由政府创练义和团。从此这一幼稚的民众运动，便被清廷所利用。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地从事练习。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官长主张打，一部分官长主张不打。主张打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奉令练习义和团，自当先杀些外国人，以正观听而平民气；主张不打的人，则顾虑到怕因此酿成祸变。后来主张打的人占了决定的势力，当晚即调动队伍随同义和团一同出发。

　　练军已经久未经过战事，一切行动和计划都幼稚得可笑。出发的时候是在晚上，每人给一个纸糊的灯笼照路，几百的灯笼联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长的行列，从远处望来，火光烛天，好像正月里赛龙灯似的。那时我就怀疑：晚上行军，怎么可以打灯笼呢？自己疑云满腹，莫测玄奥。在路上走着，倒觉得好玩，一点也不感到寂寞。离东流约有二里左右，正在进行的当儿，天主堂那里砰砰地响了两枪，冲着行列打过来。义和团在前头，听见枪响，回头就跑，队伍也随着溃了下来。鬼也没有看见一个，就一退二十里。

　　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做兵站，吃的东西都是临时由百姓供给。听说队伍退了下来，百姓送来的烙饼，就命为“得胜饼”；送来的绿豆汤，命名为“得胜汤”；送来的茶，也叫“得胜茶”；什么都是得胜，那心理，真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决定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由两个人抬一副门板，走在前面，借以掩护后头的队伍。不料刚刚要冲上去，天主堂那里噼里啪啦又是一排枪声，把这边打伤了好几十，死了的也有好几位。队伍败下来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对于义和团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动摇。正在这时候，队伍即接到上谕：严拿义和团匪兵，于是轰动一时气势蓬勃的义和团，遂急转直下走向败亡的结局中。

　　原来这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天津，聂士成力战阵亡。败报传到京师，西太后等仓皇出走，在北京留守的，只剩了庆亲王弈劻等数人。拿办义和团的上谕，似乎就是这时传下来的。我们的队伍接到这道谕令，就到处攻打义和团。始而下令提倡，继而又复下令捕拿，朝令夕改，军民不免怨言四出。关于满汉的界限，这时也有许多目兵已有一点模糊笼统的概念，也有些目兵连这一点概念也没有。官长都是拿钱吃饭主义者，叫打就打，不打也行，自己反正是没有主张的。

　　不久，北京亦为联军所陷，京津一带的溃兵大批地直向保定府退下来。这些军队，平素没有主义，没有训练，到了这时，有限的一点纪律，亦全部废弛。沿途任意抢掠，百姓所遭的劫难，真是不堪设想。其中有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很值得一写。那是武卫右军的兵在溃退的途中遇见一位坐轿车的华贵少妇，手上戴有两副金镯子，因此触动了一部分士兵的非分之念。他们尾随着她，到了晚上约六点左右，有十几个士兵蜂拥而上，喝令轿车站住，强迫那女子把镯子交出。那女子坚执不肯，士兵大怒，抽出刀来，照着女子的肩膊砍下去，连同手臂一齐砍了下来，镯子遂被士兵抢走。

　　所谓赤金镯子，那时队伍里弟兄们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可少。两副镯子为少数人得去，其余的人不免眼红，这时看见得镯子的人走在前头，后面的人便开一排枪，把前面得镯子的人尽数打死，镯子不消说就归后面的人所有。消息一传到最前头的一连人的耳朵里，他们也眼红起来，立地将队伍散伏在两旁的高粱地里，等候得到镯子的人来到，又是一排枪，将那班人全数打死，镯子遂又由他们夺走，分途四散。合计起来，为了两副赤金手镯，害死一个女子，又害死整整一连官兵。

　　溃兵从京津一带退走的时候，练军即在保定附近设放几十道卡子，专门收缴溃兵的枪械。镯子的惨案发生了，又临时奉令盘查带赤金手镯子的溃兵，查出来，就立地枪决。当时查出的嫌疑犯约有四十多个，统统都就地枪决。这一事件，连同各地枪杀的嫌疑犯，至少怕也在千余人以上。军队平素没有训练，没有纪律，是多么危险的事！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保定府焚烧教堂的情形，说起来也非常可笑。每次动手，百姓们聚集教堂附近，先大声呼啸一场，呼啸完了，然后再纵火焚烧。队伍接到百姓纵火的报告，即出动镇压，可是走近教堂一里左右，即停止不前，等到教堂烧完了，再疾趋而进，敷衍塞责。保定府东关和南关的教堂，统统是如此烧掉的。因为这个缘故，联军于攻陷京津后，即派兵进占保定府。联军未到以前，官府下令，二十里以内不准住百姓，以便外国兵驻扎。命令一下，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出逃，有资财的人也有地方可逃，倒还没有什么大关系。穷人呢，就哭天号地，走投无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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