酌古论·桑维翰

桑维翰

　　以中国定中国，以外裔攻外裔，古之道也。借外裔以平中国，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于明君贤臣者，盖其事变迫于前，不得已而为之，姑以权一时之宜，未暇为天下后世虑也。然其积也既深，其来也既远，胶于见闻而为之益励。一旦溃乱四出，虽出于百营，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叹也欤？故吾尝推原其事，盖肇于唐高祖，成于郭子仪，而极于桑维翰。或难于创业而资为声援，或急于中兴而用为辅翼，或迫于拒命而倚为先驱，皆所以权宜济变而速一时之功。虽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后世之被其患，盖有不可胜道者。此所谓虑不及远也。

　　且昔者，汉高帝尝创业矣，倡义草莽无置锥之地。虽纠合徒众以破强秦，而百战百败危窘于项籍者数矣。然高帝之气未尝少慑，合罢敝之卒，据形势，收英雄，卒困项籍而亡之，未尝资外裔之声援也。隋炀之暴徧流于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厌其秽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虽徒手可以亡之，而况太原之众乎？故夫资外裔之声援者，唐高祖之罪也。

　　汉光武尝中兴矣，起自徒歩，无素合之众。虽奋力鼓勇以破寻邑，而群盗蜂起，几见蹙于河北之盗矣。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因思汉之民，运筹略，驱诸将，卒举群盗而平之，未尝用外裔之辅翼也。安史之恶彰闻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未尝一日忘之也。苟能顺其势，虽尺棰可以夷之，而况灵武之众乎？故夫用外裔之辅翼者，是郭子仪之罪也。

　　至于拒命者，虽忠臣义士之所必不为，而古之人盖亦有。因时而为之者，孙权是也。曹公乘举荆之势，率八十万之众直造长江，挟天子之令，以责其贡之不入。此其大势未易与敌也。权壮勇敢为，遽命周瑜往御之，运奇奋巧，大败其众。虽能遏其敌，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东之众与中国抗衡，非有为之先驱者也。潞王以非姓而继大统，滛秽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张敬达以庸琐之才，统兵以攻石敬塘，其势未足以直曹操之万一也。为维翰计者，当一举太原之众，运奇奋巧以破敬达。乃急下太行，抵怀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势，檄诸镇而犄角。则区区之唐亦何足灭哉？此则磊磊落落，千载一时之功也。何至于北面外裔请救以示弱哉？北面犹可也复割卢龙以遗之。使外裔有轻中国之心，长驱径入，习以为常。原情定罪，维翰可胜诛哉？

　　故自汉以来，外裔之犯边者，盖亦有之矣。西不过雁门、定襄，东不过渔阳、上谷，未有长驱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虽太宗盛，时颉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后径犯长安者代不绝也。盖自唐高祖而降，急于有功，求其为援，使之得骋志于中州。彼乐其中州之繁华，而谓其易与也。故常心吞而气蹙之。是以长驱深入，无所顾惮。使中州之人世被其毒，至于今犹未已也。

　　或曰：“乱自晋有之，岂曰唐哉？”曰：“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恶中原之乱于外裔，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时之功，亦不知祸患之至于此极。使其诚知之，则彼亦安肯为之哉？繇是观之，举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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