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遗书杂记

杂记

　　人生总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倘使我是在抗战中因工作关系〔如某年之七月六日以及在长江舟中〕被敌机扫射轰炸而遭难，虽不能是重于泰山，也还有些价值。

　　倘使我是因工作实在紧张，积劳成疾而死，也还值得人一些些可惜。

　　而今我是为了脑力实在使用得太疲劳了，思虑一些些也不能用，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而且拖延疲怠，日复一日，把急要的问题，应该早些提出方案之文件〔如战时体制〕一天天拖延下去，着急尽管着急，而一些不能主动，不但怕见统帅，甚且怕开会，自己拿不出一些些主意，可以说我的脑筋已油尽灯枯了，为了这一些苦恼，又想到国家已进入非常时期，像我这样，虚生人间何用，由此一念而萌自弃之心，虽曰不谓为临难苟免，何可得乎。

　　所以我的死，在我自身是不胜痛苦焦忧〔所忧者是自身委实已不能工作，而他人或尚以我有一些用处，这将要误事的。我之所忧，并不在大局，中华民族有正义的力量，祗须大家团结，大局不足忧也〕而死，但在一般的意义上，是一种极不可恕之罪恶。

　　天下最大之罪恶，孰有过于“自暴自弃而自了”者，“对国家对家庭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此举万万不可为训，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鄙视我，责备我。

　　但我这一个念头萌动了不知多少次了，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此在三十一年三十二年三十四年之春之夏，均有类似的情形，并已作了种种准备，终因健康稍稍好转而免。

　　人生到了不能工作，不能用思虑，则生命便失其意义，没有意义的生命，留之何用。

　　现在我真是衰老疲惫，思虑枯涩钝滞到了极点了，就是一部机器，用了二十年以上，也要归于废旧的，何况有形的身体。

　　最近常想国家是进入非常时期了，我辈应该拿出抗战的精神来挽回困难，但是我自问身心较十一年以前大不相同，即是共事的同事们，其分心经济，精神颓散，不免影响工作，要像当年的振奋耐劳，亦不可得，而客观形势的要求，也十倍艰难，也十倍复杂于当时，然则如我者，将何以自处。

　　某日曾与立夫〔又常为芷町或惟果〕言，要使我能定心工作，必须（一）使我有好身体。（二）领袖对我祇有几多分量能挑起来有大体的认识，而勿高估我精力，和抗战时侯一样。（三）如何作最大之努力，有一个准备，然后我这一颗心，才定得下来。

　　但是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

　　四弟告我，百事要看得“浑”些，我知其意而做不到。

　　八弟告我：“一切一切自有主管，又不是你一个人着急所能济事的。”又说：“你必把你责任范围以外的事，也要去分心思虑着急。”这话有至理，然我不能控制我的脑筋。

　　家人尝劝我：“你这样的衰弱情形，应该让领袖知道你已不堪再供驱策了。”这也是不错，但我何能在这个时候，琐琐地去絮烦领袖呢？

　　想来想去，毫无出路，觉得自身的处境与能力太不相应了，自身的个性缺点，与自己之所以许身自处者。

　　六十老人得此极不荣誉之下场，祇有罪愆，别无可说。

　　我祇有一句话奉劝各好友与同志，乘少壮时精力旺盛时，速为国家为人民加紧作最大的奋斗，莫待“老大徒伤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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