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回忆录四十二岁

四十二岁

　　民国二十年辛未（1931）四十二岁

　　在京任事，寓中央饭店，辟一室以居，未携眷属同住，所居为普通旅客之三等室，仅自加一书桌而已。友人过者常笑余为真能以官为传舍者。余非有所矫饰，实以性不近于从政，常思有机会受代而去，故全家人居沪，以免迁住之烦，此种僻性，未合情理，然当时却以此为安，对职务方面，则未尝有所旷怠，即星期假日，亦不常回沪寓，一岁中仅归省六七次而已。

　　在教部常务次长任内，以处理学潮及调整大学教育方面较为尽力:

　　（一）整顿劳动大学停办劳大附中，并贯澈劳动大学停止招生之命令。〔此事沪市府协助之力最多。〕
　　（二）平定清华大学风潮。
　　（三）厉行国立院校会计报销。
　　（四）整顿光华大学，以部令停止教授罗隆基之聘约。
　　（五）整顿上海法政学院及中法工学院。
　　（六）解散北京俄文法政学院，调整北平大学组织，〔以沈尹默先生任校长〕。

　　至于中等教育，则以重质不重量为主，对地方教育行政，以整理学产及普及小学教育与义务教育为主，独对于社会教育部分，余主张质量并重，而司长李蒸〔云亭〕专务扩充各省社教经费，以李次长信任云亭，余亦不得不取同一态度焉。

　　二月二十八日，胡展堂先生以政见关系〔反对训政期约法及国民会议〕，辞立法院院长职，屏居汤山，继迁入城内黄龙巷暂住，此事几引起政潮，党外人士尤资为讥刺口实，余在京目睹其事，深为本党前途忧之。更有感于党人先进者意气之盛，执政当局负责之难，益视政治生活为畏途，几欲诤劝蒋公引退焉。

　　六月举行中央全体会议。蒋公亲赴南昌主持剿匪军事，中央决议以李次长署理教育部长，而任命余为政务次长，钱乙藜〔昌照〕为常务次长。余复被推任为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其部长则刘芦隐任之，而另一副部长乃程君天放也。

　　五月得留法友人来电，五弟行叔以肠疾殁于巴黎。病起已久而不以相告，卒致客死异域，闻讯悼痛，几于晕绝。四弟方任教于中央大学史学系，得电后邀之来寓，以凶耗告之，四弟闻而大恸，以道远不能归骨，乃电托邵鹤亭、毛无止君等为葬于巴黎，此余毕生一大憾事，亦毕生一最大伤心事也。

　　是年夏，长江大水为灾，居南京度夏，有如深秋。

　　秋间拟为诸弟分折田宅，已定期与望弟同归，且准备一切矣，沈阳变起，乃不果行。

　　九月十八日，日军突攻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皇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者之气焰。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于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至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

　　沈阳事变起后，中央宣传部事务顿见重要，部长刘芦隐久不来京，余与程君天放乃不得不负责任事，自是余遂以教育部事委托钱次长，而每日到中央党部办公，一切与天放协商而行，天放对国外宣传多负责任，而余则对于宣传方针之制定及国内宣传之指导多负责任，两人分工合作，至为和洽，其佐理者为秘书方希孔、朱云光两同志，而云光之尽力为尤多。

　　中枢设立特种外交委负会，戴季陶、宋子文两君分任正副主任委员，余亦被指定为委员之一，每日七时必集会，外交部部长次长均列席，报告消息及使领馆情报，当场决定应付办法，由外交部执行之。有时起草文件，戴君常以属余，故每日上午必十一二时会毕乃得至教育部办公一小时，而午后则均在中央党部，即晚间亦往往在中央宣传部办事，常至十一时后始归寓。学生团体来京请愿出兵宣战者不绝，大队集合于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常有不逞之徒从中煽动，故意与政府以难堪。

　　唯蒋主席始终保持中和严正之态度，对青年学生绝不取压迫之办法，故两三月间，至京请愿者无虑五六万人，而卒未发生一次冲突，其行动越轨者，亦只以警察徒手驱散或弹压之而已。所谓粤方委员之在沪上者虽欲造成惨案而终无间以入也。此一时期中余在职务上偏重于宣传方面，间亦奉蒋主席命办理特种文件之撰拟，每日工作常在十二时以上，所歉然于心者，则身为教育次长，未能助李代部长平息学潮，致使首都要地，发生殴辱中央大学校长教员等事件耳。

　　国联行动迟缓，英、美意见未能一致，日寇益鸱张，反政府分子之结合破坏亦愈烈，中央蔡、张〔溥泉〕及陈真如等力主斡旋宁、粤合谋团结，蒋主席亦以丙部不臻统一，无以对外，于举行第四次代表大会容纳粤方选出之中委后，决定委曲忍让，请胡、汪、孙以及粤系委员共同来京开会，然后辞职。嗣接胡电非蒋公先有辞职表示，不允来京。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常会接受辞呈，选任林委员森代理主席，陈真如代行政院长，而十七日孙委员科乃率粤方诸委共同来京，然胡、汪二人仍在沪未来，仅陈璧君先来耳。

　　余是年在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故客居旅舍，不另赁屋，及第四次代表大会开会期近，乃觉中央饭店不可久住，否则应酬谈话将不堪其扰，爰暂赁梅花巷一宅以居，及蒋主席辞职，乃决心共同引退，遂我初愿，不料行政院最后一次会议复发表余重回浙教育厅厅长之任，两次固辞，均不获请，甚为怅怅。及第四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将开，被推为全会四秘书之一〔秘书长吴铁城，四秘书者曾仲鸣、梁寒操、程天放及余也〕。方拟会后回沪，乃于全会秘书处会议中，发觉宁、粤界限依然森严，梁君甚至提议文书、议事科长宁、粤各推一人，如此相猜，毋乃太甚，遂于十二月二十日夜谒陈蒋公，即夕束装，留书铁城先生，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浩然返沪矣。

　　计自去年十二月廿二日接教部事，迄离京之日适满一年，可谓巧合。先是阴历五月间，大哥在京任国府参事，某日约同君诲先生啜茗于鸡鸣寺，余偶求得观音签问何日可辞官归里，签语有“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之句，签解又有“官非宜解”之语，余先阅签解，嗒然若丧，意谓“官不宜解”则无解官之望也，大哥曰不然，曷不作三句读，即官、非、宜解，岂非即遂汝所愿乎。余乃恍然曰：得之矣；所谓“满载归”者，殆即谓满一载乃许汝归耳。

　　自是常为友人言之，力子、佛海、志希诸人均知其事，至是果验。自京归沪以后，恍如重负顿释，每日对妻孥闲谈或市小食共饮或出游，意态闲适。然鲁主席已先赴任，屡催余到杭接事，则又为之败兴不浅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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