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回忆录四十岁

四十岁

　　民国十八年己巳（1929）四十岁

　　仍任时事新报总主笔。余在时事新报，奋斗至为艰苦，盖党员祇余及王新甫二人程君沧波亦尚未入党，其余均对革命无信仰，如赵叔雍、周孝庵等则反对本党甚烈。同事思想复杂，又不明中央政治之真实情况，恣意抨击，以唱高调为能事，而社中主持者，又唯以营利自图，潘君公弼任经理，亦相与委蛇而已。

　　余在社年余，凡所撰著，一以完成革命救国为立场，顾措辞必力求平实，一般以为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也。即如十七年五月三日，国民革命军抵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宇内激昂，余首撰暴日膺惩一文以示国论之所在，继思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乃转移论锋，倡为“统一第一”之口号，督促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勉国民忍辱负重，澈底图强。

　　其时有民众日报者，以别有政治作用，大唱宣战之论，与时事新报辩难甚烈，然卒无以折我所言，其后国府主席谭公以宣传方针密令沪上党报遵照，乃与余所揭橥者合符，沪上论坛，亦以时事新报非民国日报之比，认为此论正确，相率共鸣，盖在党的力量未能深入社会以前，固赖党员在非党机关多方奋斗，而后其效力乃大也。

　　本年春，以沪市党部代表资格，参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事先，余曾提议“凡入党不满三年者概不得当选中央委员”，以绝幸竞之风，而保持党的纯粹性，然主席团恐引起争议，未予提出。及选举揭晓，又复上书胡、谭诸公及蒋总司令力辞，然以党中向例，既被选者，不得请辞，卒未获许可。余以主张不遂，且深忧党中此后将以争竞地位而多事，故对于当选，滋以为戚焉。开票之夕，尝为沈卓吾、张道藩二同述及此意，两君皆以为然。

　　七月，随蒋总司令再赴北平，时事新报社论之编撰，则托程沧波君代之。此次北上，为视察北方党务与阎、张〔学良〕等商军政要计，力子先生因事未随行，故蒋总司令调余及周君佛海〔时任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同行，在平约留二旬，起草讲词及谈话等若干篇，且遍游平郊名胜，觉此行甚有意义。及过南京，乃闻张静江先生提请以余任浙肚省教育厅长〔盖大学区制取消，蒋梦麟君调任教育部长，浙江大学之教育行政事务，须移交于新制之教育厅。静老商于稚晖、孑民诸公，均主以余任之。〕余不谙教育且愿在新闻界久于其业，自信以过去之成就，若继续致力，可为本党培养一点宣传力量，较之从政，功效必远过之。故闻命之后，即向蒋公表示不就，蒋公赞成余意，归京乃向中央政治会议两次呈辞，然均不蒙许可，遂归沪上，拟稍缓再续辞焉。

　　是年五月七日〔旧历三月二十八日〕积乐生。是年为蒋公撰文字甚多，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今日党中几个重要问题，以及在平时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记者团与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皆余所起草者。

　　八月就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余归沪之日，辞意甚坚，然终于担任者，则以时事新报主者误谓余必以入仕为荣，总经理张君竹平一见余，即以升迁相贺，余颇疑其意在借此使余离社以保持彼报之所谓“中立性”，乃不欲再任时事新报事，此为一因。而其主要原因，则静江主席以癃疾之身，两次造余寓庐相访，谓君性情温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调和党政之间，为桑梓计亦不可辞，言之再四，意极懃恳，感于气谊，不忍过拂其意，遂向报馆辞职强为尝试焉。

　　八月中旬到杭州就职，以省教育会旧址为教育厅。任郑晓沧、冯季铭、林黎叔为秘书，晓沧兼第一科长，罗迪先代第二科长，赵步霞〔冕〕为第三科长，黎叔兼第四科长，并任命督学四人，用人取超然主义，以打破学派观念为整顿之前提。对于省立各校，均暂仍其旧，教育界中人皆以余之作风为非其意料所及也。〔盖彼辈初时必以为高校同学将势力增大，而余所引用者，乃祇何酉生、李子翰、张任天等三四人，且均为科员，故时论颇以为异。〕

　　九月起移家寓杭州，赁湖滨虞庄暂住。年终回里一行，五妹在家治馔，祝余四十初度，思圻哥亦与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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