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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记


  先夫子布雷先生逝世,迄今将两月矣。人天永隔,欲语无从。兹值《回忆录》付梓之日,余重读此三十年来,忧患备尝,甘苦与共之生活记叙,中心凄戚,不能自已!

  先夫子一生,诚可谓历尽艰辛。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于一身,时弟妹众多,皆未成立,宗族乡党诸事,俱待规划、继理。先夫子乃辞去教职,一意家居,日常琐细,无不躬亲料理。盖以此为自身责任所在,不容趋避,虽因此牺牲一己之精力事业,亦无所惜。其服务于新闻界及政界,此种强烈执著之责任观念,始终为其思虑决断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时挽回,终至日趋衰病,此实亦原因之一也。

  先夫子体质素弱,髫龄时即患头痛。《回忆录》中,于历年健康状况,亦多所记载。惟于日常交往,终不愿以病态流露,故虽至亲好友,亦多不知其体力衰弱。壮年服务报界,日夜辛劳,神经衰弱之症,乃益加深。尤以抗战期间,留渝八载,工作紧张,生活困苦,身体更感不支。胜利后亲友有知其衰老者,多劝暂作修养,以期恢复健康。余亦百方譬解,劝以报国之日方长,务以自身健康为意。近两年来,先夫子虽亦于政务稍暇时,或乞假休息,多则一月,少或一周,但身虽居家休憩,不数日而心中又念念不忘京中待理各事。且以国家多难,奈何自身偷闲为责,实从未能达到恢复健康之目的。

  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素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社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及中日战起,感于国多艰难,正需群策群力,凡能有所效命,固当万死不辞,此时告退何异放弃责任;譬如舟行逆流,胡敢轻弃帆楫?乃摒除他想,一意任事。至抗战胜利,大敌虽除,而国人醉生梦死者多,因循苟安,不知利用此千载一时之机会,以图国家民族前途之光明。先夫子触目伤心,中心抑郁,不能自解。加以体力日衰,报国无从,乃时时引咎自责,尝谓人生谁不乐生,但如体力精神已不堪工作,徒耗国力,愧对民众,生不如死,故遗书中,力劝友朋及时努力国事,勿使老大伤悲。是以先夫子之死决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其日记函札,间亦隐约流露此意,他日付印问世,其志当可大白。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不料国事蜩螗,日复一日,先夫子为责任心所驱使,明知健康情形已不胜任,只得勉力为之,终至心力交瘁,死而后已,素志迄未得偿,悲夫!

  先夫子五十初度之日,蒋先生曾书“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八字以赠。此虽诸葛武侯之名言,先夫子自云蒋先生贻此八字,可谓知其最深。盖淡泊为其立身之根本,宁静为其处世之中心;淡泊则所以能与世无争,宁静则所以能坚忍不拔。余与先夫子朝夕相共者三十年,此种性格知之最深,先夫子在日,训示子女恒以“正直平凡”四字相勉,谓能守正直,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能甘平凡,方可透彻了解自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之贡献。世人综论先夫子一生,多以事业文章相推许,不知先夫子自谓对国家不过能尽力,于文章不过尽心,其萦绕中心朝夕与求者,乃在此精神一念;以为人生百年,当谋如何发挥生命最大之能力,以无负天赋各人之神圣责任。此责任固不论大小轻重,但期能精诚专注,全力以赴,贯彻始终,即可不负人生真义矣。

  今年夏季,先夫子体弱过度,养疴庐山,一日小坐闲谈,道及近来健康情形,偶谓“先妣谢世之日,年三十九;先考见背,则四十九。吾今年五十九,较先人之寿已长矣”。不料当时无意一言,竟成谶语,今日思之,悲痛曷已!

  《回忆录》为先夫子所自撰,于二十八年夏续成于重庆郊外之老鹰岩寓邸,自出生至五十岁止,所记为个人求学及工作经历,兼及家庭各事,特为检出先行付刊,至于五十岁后所记,以及论文书札小品等作,亦正在整理收集中,一俟有成,则当陆续付梓,使人虽永逝,而精神文章得以长留人间,供人忆念,则平生之愿足矣。

  三十八年一月十一日

  未亡人陈王允默谨识于上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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