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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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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花 大清早，我还没起床呢，大红花就来了。 她一把推开门，笔直走到我床边。捞根板凳在我面前一屁股坐下。拉开阵势，就开始冲着我滔滔不绝发起牢骚来。 先说她家的小孙女明天就要开学了，学费还没凑够…… 再说她弟弟生病了，想去县城探望，却只有去的路费没有回来的路费…… 又说家里牛也没有，羊也没有。现在呢，地也没了。（——我很想插嘴：地虽然没有了但是包出去了啊，包出去了有租金啊……） 并哭诉如今省道线两边上下五十公里内所有村庄的所有粮油铺都不再给她赊账了…… 我毫无办法。只好趴在床上，紧紧裹着被子，只露出一个脑袋，耐心地等她发完牢骚好赶紧走人。 她仅仅只是来发牢骚而已，对我并没有什么不满。 大红花五十多岁的光景。花白头发，大嗓门，高鼻梁，身高一米八。粗胳膊粗腿虎背熊腰，往那儿一站，中流砥柱般稳稳当当，雷霆不能撼之。 可惜这样一副气派的身材，平日里却衣装破陋滑稽。 我们通常看到的情景会是：上面一件小了三码的短背心，亮堂堂地露出肚脐眼，下面一条抹布似的长裙拖在脚背上。 与其他哈萨克妇人不同，大红花从不穿衬裙。于是屁股上那块裙幅总会被深深夹进臀沟。每次跟在她后面走，我总按捺不住想替她扯出来。 此外，她还从不穿袜子，光脚趿一双男式破拖鞋。脚趾头脏得何其狰狞，獠牙般凶狠。 不过劳动人民嘛，整天辛苦奔忙，不甚讲究也是无可厚非。 但是，大红花就“不讲究”得有些过分了。 在我们的蒙古包迁移此处之前，我叔叔独自在大红花所在的村庄住了很长时间。本地礼俗是单身汉不用自己开伙，可随意上门混饭。于是他就挨家挨户轮流混。 但是大红花家，只去过一次，从此再也不敢去了。 不说别的，她家的黄油就能吓跑一切客人——颜色黄得快要发红，跟放过了十个夏天似的。 我叔叔说，那油又稀又软，上面陷满了苍蝇，死了的已经一动不动，活着的还在拼命挣扎。 单身汉四处混饭也就罢了，大红花全家上下好几口人，照样也靠混饭过日子。 一到吃饭的点儿，她出门远眺一番，谁家的烟囱最先冒烟，就率领老公儿子儿媳孙子一群人直奔而去。 别人家有啥吃啥，倒也不挑剔。 但若是有啥不吃啥，她就会发怒。 比如灶台上明明挂了风干肉，锅里还煮着素面条。她定会上前帮忙把肉摘下来，亲自“啪啪啪”剁成块，统统扔进面条锅。 她走进我家蒙古包，环顾一周，立刻锁定目标。 往床下一指：“西红柿！一个！” 我连忙跑过去，拾一个递给她。 她拒绝：“大的！” 我又跑回去，换个大的。 她接过来，往床板上四平八稳一坐，大口大口咬着吃起来。 吃完后，再环顾一周：“妈妈呢？” “不在。” “爸爸呢？” “也不在。有事吗？” “没事。”言罢，庄严起身离去。 要不是西红柿蒂还扔在地上，根本不晓得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然而，劳动时的大红花那是相当值得称赞的。 砍葵花盘时，她一个人砍四排埂子，呼呼啦啦，所向无敌。 而我只砍两排埂子才能勉强追上她。 况且她还边砍边嗑瓜子吃。 到了农忙季节雇短工时，这一带种地的老板都愿意雇用大红花。 而农忙季节，似乎也是大红花一家一年之中为数不多的进账时节。 尽管如此，这一家人也没见比平时积极到哪儿去。 晚上工，早回家，中午还要午休俩小时，和平时一样闲适又悠哉。 我家雇大红花做短工，苦的却是我们的邻居，水电站的职工们。 我家是汉族，不太方便管穆斯林工人们吃饭。而我家葵花地位置又太偏，方圆数里再无其他人家，没处打尖。于是来打工的短工大都自带午饭。 大红花一家却是自带碗筷。 因为我们隔壁水电站的职工食堂是清真餐食…… 我不知大红花一家具体是怎么蹭上饭的，总之他们每天准时和职工们一起进餐。 才开始，只听到食堂负责人莎娜每天都站在食堂门口大喊：“别吃了！已经不够了！还有三个值班的没来！” 后来，又多了水电站站长和她站在一起大喊：“大红花！明天别来了！以后再也不要来了！预算超支了！超支了！” 而大红花一家悄无声息，围着餐桌继续埋头苦干。 说实话，我最感慨的并不是大红花的厚脸皮，而是大家的容忍度。 接着说大红花。嗯，再困苦再窝囊的人生，也是需要精神享受的。于是，在农忙时节最紧张的那两天，大红花一家辞工不干了。 理由是第二天在一百公里以外的某地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阿肯弹唱会（本地一种传统的民间文化活动，除了歌手对唱，还会有体育竞技和歌舞表演）。 这种临时撤工的行为令人大为恼火——一时半会儿的叫我们到哪儿找人顶上当前繁重的活计？！ 况且时间紧迫，南下的游牧大军已经驻扎在乌伦古北岸了。得赶在牲畜过河之前砍完花盘、晒完葵花，否则，辛苦一夏天，到头来全都做了慈善。 我们一家简直急火攻心！ 我妈上蹿下跳地咒骂，也没用。 提高工资，还是没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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