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65)_刘子超

六五

　　§2

　　在塔什干养病时，我遇到过一个叫卡琳·柯特的姑娘。她是美国人，容貌端庄，在奇姆肯特的一家哈萨克女子足球俱乐部踢球。那时，赛季刚刚结束，她背上行囊，跳上小巴，穿越边境，来到几十公里外的乌兹别克斯坦旅行。她计划住在一个可以为她提供沙发的当地人家里，却与沙发主失去了联系。她的哈萨克手机卡没有信号，而塔什干的咖啡馆也很少把提供Wi-Fi作为必要服务。

　　我让她用我的热点，当时我正坐在咖啡馆外吃番茄意面。看着我吃饭，她也饿了，于是用英语问服务员有没有素食。我想不到她还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不吃肉奶蛋，也不用任何动物产品。这让她在一个游牧国家的足球之路，看上去如同一场行为艺术。

　　卡琳大概告诉过我为什么选择奇姆肯特，只是我没记在心上。当我在塔拉兹坐上火车，前往下一站奇姆肯特时，我想到了卡琳，同时开始在头脑中勾勒奇姆肯特的形象。

　　火车上有很多刚入伍的新兵，车厢像咸鱼罐头一样拥挤。坐在我对面的女人穿着一件蓝毛衣，用乌兹别克语和我搭话。站台上，送兵的妇女随着火车小跑起来。透过刮花的窗玻璃，我看到一张张模糊的面孔，一颗颗闪光的金牙。

　　奇姆肯特位于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边境，距离塔什干只有两小时车程，与阿拉木图却相隔七百公里。这里有数量庞大的乌兹别克人口，周围几乎全是乌兹别克村庄。历史上，奇姆肯特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站，如今又有时髦的女子足球俱乐部和卡琳这样的外籍球员——我想象中的奇姆肯特，应该是一座融汇古今的城市。

　　可是，城里没有半点古迹。唯一值得一去的是一座荒草萋萋的公园，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几个闲来无事的少年和推着婴儿车的妇女。我在奇姆肯特最好也最贵的酒店吃了顿晚餐。酒店是欧洲城堡风格，却意想不到的冷清，好像一家快要经营不下去的主题乐园。餐厅主打“泛亚”菜式，菜单从中亚、西亚，到东亚、东南亚，无所不有，可主厨只有两个韩国人，客人也只有两位。侍者照常为你摊开餐巾，上菜撤碟，然后理直气壮地在账单上追加百分之十的服务费。

　　奇姆肯特的郊外，有一个叫塞兰的小镇。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之为“白水城”。发现在奇姆肯特无所事事后，我去那里走了一遭。起先，我以为能在那里逛上半天，可到了之后才发现自己过于乐观了。塞兰曾经是一座丝绸之路上的古镇，如今借以闻名的一切已经消失，只剩下一幅闭塞、滞闷的景象。

　　穿过那座纪念塞兰建城三千年历史的拱门，我进入的小镇普通得令人称奇。丑陋的钢筋水泥建筑已经蔓延到每个角落，看上去都是近年才建的。镇中心有一个二层的小商场，有一座不老不新的清真寺，还有两座古代圣人的陵寝，但显然也是后建的。

　　天上下起了雨，道路变得泥泞，我也就愈加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发现路边有一个黑洞洞的现代茶馆，就走进去坐了下来。茶馆地方不小，装潢敷衍草率。旁边有几个女人围坐一桌，正在分享一大块蛋糕。其中一个小女孩也就十二三岁，竟然已经戴上了头巾。

　　服务员是一个胖乎乎的姑娘，不太喜欢外国人添乱。我用俄语问她有没有菜单，她立刻露出惊恐的神色。后来她几次从我身边经过，也把我当成空气对待。我慢慢地醒悟过来：在这样没落的小镇，在这样质朴的茶馆，根本就不会有菜单这类煞有介事的玩意。于是我一把抓住她的围裙，用不标准的乌兹别克语问：“抓饭有吗？茶有吗？”

　　她听懂了，很快把饭菜端了上来。

　　§3

　　我想尽早离开奇姆肯特，谁知旅程却在这里搁浅。我吃惊地发现，突厥斯坦的所有酒店和小旅馆（只有四五家）全都没有房间，最早的空房也在半个月之后。

　　突厥斯坦曾是哈萨克汗国的首都，也是艾哈迈德·亚萨维的安息之所。亚萨维是伊斯兰圣徒，生于塞兰。他最早用突厥语传教，帮助突厥民族完成了信仰的伊斯兰化。在我看来，他的地位大致相当于达摩祖师之于中国禅宗。这位大人物的圣陵就在突厥斯坦，是去世两百多年后由帖木儿勒令修建的——那里被称为突厥人的“耶路撒冷”。

　　我辗转找到一个出租民宿的人——整个突厥斯坦只有这么一个人。简介上写着，他是乌兹别克人，名叫巴布尔，会说英、法、俄、德、中等数国语言。他与母亲一起生活，住在一个传统的乌兹别克庭院里。简介上没有照片，但我估计巴布尔可能是大学生，颇具语言天赋。

　　奇姆肯特的汽车站看上去秩序井然，可是明亮的售票大厅并不售票，你得走到停车场和“趴活儿”的司机讨价还价。到了哈萨克斯坦，我才深切感受到乌兹别克人多会做生意。他直接开出一个包车的价格，暗示我可以马上出发。于是我就信了，乖乖交出钞票，他也就真的只载了我一个人走了。可是通往城外的公路上不时有人招手叫停，大包小包堆在脚下。每次遇到招手的人，他就把车停下来。很快，小巴塞得满满当当，我的包车服务才享受了不到二十分钟。

　　窗外是平坦无树、适合耕种的土地，只有少数被开垦出来，如同大地上的补丁。褐色的地块上停着大型拖拉机，让人联想到北美的农场。这样的土地的确适宜大规模的机械化耕种。

　　“在苏联时代，这里都是农田，”司机告诉我，“但现在荒废了。”和我同车的乘客们，在沿途凋敝的村镇下车，踏着土路，向更偏僻的地方走去。司机说，他们不再务农，而是每天通勤，前往奇姆肯特的工厂工作。

　　巴布尔说好在汽车站接我，可是不见踪影，电话也打不通。我像逗哏的相声演员一个人跑上了台，一时间茫然无措。我等了十几分钟，一个满脸胡茬的老人走了过来，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想象中的巴布尔应该是个年轻人，可是眼前这位至少五十多岁了。巴布尔应该会说多国语言，可这个人只会说俄语和乌兹别克语。

　　“你是巴布尔的父亲吗？”

　　“不，我是巴布尔！巴布尔！”

　　他穿着一件黑色夹克，领口大敞，开一辆老式欧宝汽车，已经有日子没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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