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15)_刘子超

一五

　　我已经走了三个小时。这只能说明，在大雨中徒步，让我丧失了时间观念，也大大降低了速度。晴天时，这条路需要六个小时，但在雨中变得无法估测。

　　渐渐地，走路变成一种机械运动。我甚至感受不到冷，也无所谓雨水的肆无忌惮。我的鞋和衣服早就湿透，这让打伞的行为多少显得有些滑稽可笑。我一直在向上走，不时绕过山丘。我时常幻想，下一座山丘背后就是开阔的阿尔金-阿拉善山谷。正是这样的幻想，维持着我的机械运动。我也幻想着一顿热乎乎的午餐：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热茶、我的白兰地。在《天山游记》里，谢苗诺夫写过他的晚餐——羊尾油煎泡软了的黑面包干——听起来真好。

　　五个多小时后，一片绿色的山谷终于在我面前打开。远处有一片白色的蒙古包，宛如海市蜃楼。一个牧民家的男孩骑马跑过来，见我一身狼狈就邀我上马。草地已经吸足雨水，成了一片小沼泽，马蹄踏上去噗嗤噗嗤响。男孩把我送到河边的定居点前，只见河岸高处的空地上，散落着几座蒙古包，还有一栋冒着炊烟的木屋。

　　听到马声，一个吉尔吉斯男人从木屋里走了出来。他穿着夹克，戴着帽子，脚下是一双沾了泥的登山鞋。他把我迎进木屋旁边的“餐厅”——那是一个用防水塑料布围起来的空间，里面摆着木桌和长条凳。他说他叫穆萨，是这家客栈的老板。他手下还有一个帮工，兼做厨师。厨师好像是东干人，戴着穆斯林小帽。他为我送上一壶热茶，又端上一盘抓饭。雨已经停了，空气依旧湿冷，山谷内升起一团白雾。

　　见我一副很冷的样子，穆萨指着河对岸的一个小木屋告诉我，那就是泡温泉的地方。狼吞虎咽地吃完饭后，我拿着穆萨给的钥匙，跨过一座小桥，走到木屋前。所谓温泉，就是在泉眼附近挖了一个蓄水池。泉水不停注入池中，溢出的水则通过排水管流进河里。温泉有股硫磺味，冒着轻微的气泡，我半躺在池里闭上眼睛，耳边只有卡拉科尔河的流水声。经过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温泉如同上天的馈赠。

　　等我回到穆萨那里，他正坐在餐厅的长凳上，拿着望远镜窥视对岸的人。原来，几个欧洲女人刚从温泉出来，穿着比基尼。穆萨不好意思地放下望远镜，嘿嘿笑了一声，说带我去蒙古包。他把铺在蒙古包穹顶上的羊毡扯掉，让光线从上面洒进来。他又抱来一捆木柴，在炉膛里升起火。炉子很快热了，我把湿鞋放在旁边烘烤。一串白色的水汽瞬间腾起，鞋子发出呲呲的响声。

　　蒙古包里暖和起来，我一边小口喝白兰地，一边阅读《天山游记》。1857年第二次天山旅行时，谢苗诺夫也到过阿尔金-阿拉善，也在靠近温泉的地方安营。

　　当时温泉的木门上有保存完整的藏文题词。泉水同样流入一个长二米、宽一米、深一米的水池，池子的四周由花岗岩围着。他测量出的水温是四十摄氏度，而营地的绝对高度是一千八百一十米。他写到自己的兴奋，因为这是他“深入天山中心遇到的第一条山谷”。在一盏油灯下（“把干粪块插在一大块羊尾油上”），他开始写日记，把当天采集到的珍宝——外伊犁高山植物群的稀有植物——夹在吸墨纸里。

　　傍晚时分，我合上《天山游记》，走到蒙古包外。那位东干厨师正跪在空地上，向着麦加的方向祈祷。他还能说简单的汉语，带着甘肃口音。他告诉我，他的祖上是陕甘地区的回民。同治年间，陕甘回变，一批回族迁徙到中亚，很多就定居在伊塞克湖地区。他夏天来这里帮工，冬天回到卡拉科尔。他的老婆孩子都在那里。

　　“你想过回中国吗？”我唐突地问。

　　“我是吉尔吉斯人，”厨师说，“中国离我太远了。”

　　中国就在天山的另一侧，可不知为什么，我也感到自己身在一个遥远的地方。

　　说话间，我的蒙古包里又住进两个从卡拉科尔徒步过来的旅行者。他们是瑞士大学生，女孩叫莫妮卡，男孩叫尼古拉。他们似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情侣。短发的莫妮卡似乎在关系中扮演着男性角色，尼古拉的举手投足则有些女性化。

　　他们洗完温泉回来，一边晾着头发，一边商量第二天的行动。他们问我是否有兴趣去附近的高山湖。他们听说，徒步到那里只需要三个小时。

　　“应该是一场轻松愉快的散步，”尼古拉说，“你可以和我们一起。”

　　睡觉前，我从外面抱回一捆木柴，手上全是松木的清香。我把炉火烧旺，除了门口附近的烂泥，别的地方都开始变得干燥。尼古拉脱掉外套，只剩一件松松垮垮的内衣。他把眼镜折起来，放进眼镜盒，塞在枕头下，把身子陷在褥子和毯子的坑里。睡在旁边的莫妮卡穿着一件男士背心，翻着一本瑞士人写的旅行文学——《世界之道》。

　　炉火噼啪作响，但红光会渐渐暗下去，越来越暗，直到我们被黎明的轻寒冻醒。

　　§3

　　第二天早上，我走出蒙古包，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迷人的山谷。雾气已经消散，到处是鲜亮的绿色。云影投射在白雪皑皑的山峰上，阳光下的卡拉科尔河跳跃着。马群像碎芝麻一样，散落在起伏的山水间。

　　我和尼古拉、莫妮卡结伴而行，沿着卡拉科尔河的一条支流溯流而上。山路时而陡峭，时而平缓。有的地方滚动着落石，有的地方被河水截断。然而风景始终美好，视线所及处皆是幽绿的森林。我们聊着天。我好奇，作为瑞士人，他们为什么会来“中亚的瑞士”旅行？

　　尼古拉说，来中亚是他们一直以来的心愿。他和莫妮卡从中学开始就是同学。当时他们问过彼此，如果有一笔钱，最想去哪里旅行，两人都觉得是中亚。他们的旅行从哈萨克斯坦开始，吉尔吉斯斯坦之后还要去乌兹别克斯坦。他们不是专为登山而来，更期待一场“文化之旅”。

　　“不过，既然来了吉尔吉斯，我们决定不浪费机会，顺道来天山看看。”莫妮卡说。

　　我问他们觉得天山和阿尔卑斯山相比如何。

　　“有些地方确实很像，但天山更野性。”莫妮卡说，“在阿尔卑斯山，你总能看到房子，知道里面有一整套现代化的舒适设备。但这里，什么都没有。”

　　不过，也正是“什么都没有”让他们感到满足。尼古拉说：“在天山，你能想象出阿尔卑斯山几百年前的样子。”

　　一个吉尔吉斯牧民骑马赶着一群山羊下山。与我们擦肩而过时，他好奇地打量着我们，面孔黑亮。他走了一条更近也更陡峭的小路。途中，马蹄滑了一下，马打着颤，眼珠一个劲儿地转动。吉尔吉斯人从容地勒住缰绳，嘴里发出啧啧的声音，就靠这点力道和嗓音，让马重新镇定下来。我们看着他消失在山谷的远方。

　　“住在这里的是‘喀喇吉尔吉斯人’，”我说，“在突厥语里，‘喀喇’是‘黑色’的意思。”

　　莫妮卡微笑着说：“他确实很黑。”

　　“天啊！快看这是什么？”尼古拉突然喊起来。

　　我们走过去，发现地上有一朵白色的小花。

　　“这是瑞士的国花——雪绒花，”莫妮卡说，“在阿尔卑斯海拔三千米以上才能看到。”

　　“我们现在的海拔是多少？”

　　“应该有三千米了。”

　　我们已经走了三个小时，传说中的高山湖泊不见踪影，眼前依旧是一成不变的山谷。莫妮卡说，她是在卡拉科尔的CBT办公室听说的高山湖泊。她在手机地图上标出了湖泊的位置，然而这里没有信号，她只能通过离线地图看到当初的标记。至于离这个标记还有多远，却无从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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