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7)_刘子超

七

　　§3

　　一天傍晚，我决定步行前往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餐厅。这家传统的吉尔吉斯餐厅开业于1998年。在变幻不定的比什凯克，几乎算得上恒定的存在。我绕过路边的壕沟，穿过柏油开绽的马路，经过有些破败的苏联公寓。一只眼窝潮湿的公狗悻悻地尾随着我，干咳般地叫了几声，然后消失在坑洼的街巷里。

　　我想去的餐馆，在马路一侧的小巷里。当我终于找到那里时，发现餐馆没有营业。太阳就要落山，天空呈现出一种兑水威士忌的颜色。这时，我发现就在这家餐馆对面，有一家规模更大、但有些可疑的餐厅。透过窗玻璃，我看到餐厅里摆着几张大圆桌，桌上堆满干果点心，摆着漂亮的茶具。每张桌子旁都坐着衣着古板的吉尔吉斯人，像是家庭聚餐，只是没人开动。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斋月，他们大概在等待日落时分的降临。

　　此前，比什凯克并没有给我强烈的宗教感——我没有听到过宣礼声，在市中心也没看到过清真寺。在我所熟悉的楚河大道上，散落着一些追求情调的餐厅，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进进出出。没人在意斋月的问题，随时随地有人进餐。然而，在稍微偏僻的郊区，我却感到迥然不同的气氛：这里有一屋子正在虔诚等待开斋的吉尔吉斯人。

　　我走进餐厅，里面有些昏暗。我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坐下来。一个年轻的吉尔吉斯姑娘走过来，以标准的美式英语问我要吃点什么。我问她有没有菜单，她转身去找。她穿着白棉布衬衫、淡蓝色牛仔裤，非常瘦，但显得活力十足。她拿着一本菜单走过来，抱歉地告诉我，菜单没有英文，但她愿意给我翻译。

　　我能看懂菜单，但是出于好奇，我让她帮我翻译。她有一张小巧的瓜子脸，小麦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浓密的眉毛，鼻梁坚挺。然而，从她的五官中，我却难以判断她来自何处。她像吉尔吉斯人，也像维吾尔人，甚至有点像墨西哥人。她年纪不大，但威严十足。她用吉尔吉斯语命令服务员拿来餐具，又用俄语命令另一个服务员去厨房看看，然后用英语向我解释，什么是laghman，什么是manty。

　　我点了拉条子和烤串——我的标配晚餐。她说烤串要等一段时间，我问她有没有酒。

　　“没有，”她抱歉地一笑，仿佛感到了我的失望，“我们这里不供应酒水。”

　　我点了一小瓶可乐。她亲自拿过来，为我倒上。她说她叫佐伊，是这家餐厅的老板。餐厅刚刚开业四天，一切还在磨合之中，所以有点混乱。

　　我一边喝着可乐，一边看着忙前忙后的佐伊。她时而指挥服务员，时而自己上阵。在我看来，她的英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全都无懈可击。如果在中国，想必早已成为精英人士。可是，在比什凯克，她却在郊区开着一家刚刚起步的本地餐厅，为我这样偶然进来的外国人讲解什么是拉面，什么是蒸包。

　　佐伊为我端上拉条子时，我问她是不是吉尔吉斯人。她告诉我，她出生在吉尔吉斯，但在沙特长大，又在美国佛罗里达读了两年大学。她的母亲是吉尔吉斯人，后来嫁给了一个荷兰男人。

　　“他是我的继父，在石油公司工作。”佐伊说，“我从小跟着他一起在世界各地生活。”

　　几年前，佐伊的父母离婚。佐伊带着母亲和未成年的妹妹离开美国，回到比什凯克。她开了这家面向穆斯林家庭、不卖酒精饮料的餐厅——没去争抢楚河大道上的繁华地带——是因为她注意到整个国家渐趋保守的氛围。她的思路看起来颇为正确。刚刚开业不久，餐厅已经口耳相传，涌进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顾客。

　　这时，餐厅内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我看到围坐在桌边的人们，纷纷举起双手，开始喃喃祈祷。窗外，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黯淡下来，远处的棚户区露出歪歪扭扭的剪影。祈祷结束后，盛大的晚餐开始了。服务员手忙脚乱地穿梭在大厅里，把一盘盘烤肉和面条端上桌来。

　　佐伊说，她要去厨房监工。不过，等送走这些客人后，她想请我去楚河大道上的酒吧喝一杯——如果我愿意的话。

　　“这么说，你自己喝酒？”

　　“不喝一杯的话，我就没办法把身体的零件装回去。”佐伊说。

　　§4

　　我们去了一家有户外座位的酒吧，就在楚河大道南侧。有人在我们旁边抽着水烟，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佐伊点了一杯格鲁吉亚白葡萄酒，轻轻晃着杯子，然后啜饮一小口，脸上露出放松下来的表情。

　　我问佐伊：“每天都这么神经紧绷？”

　　她说：“这些天就像打仗一样。”

　　这是她第一次开餐馆，从里到外都要亲力亲为，还要不断面对“突发事件”。前一天，后厨的食材竟然全都用完了，佐伊不得不向那些已经点菜的顾客道歉。第二天一早，她和厨师一起去市场，买了多一倍的食材回来。这天，餐厅一共招待了两百五十多位客人。如果照这样下去，一个月大概会有六千美元的流水。

　　我向她祝贺，说这是很好的起步。

　　“我需要照顾母亲，需要交房租，需要给妹妹交学费。她今年十四岁，在比什凯克念国际学校。她和我同母异父，是我母亲和荷兰继父生的。不过，对我来说，她就像个小天使。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对她说，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她以前会说，姐姐，我也爱你。现在，她只是看我一眼，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态——她正在叛逆期。”佐伊笑起来。

　　我问佐伊，她的生父在哪儿。

　　佐伊说：“他住在托克马克附近的村子里。我母亲也是那里的人。那时，母亲家里很穷，而父亲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母亲十八岁时怀上了我，但父亲一家不想让儿子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后来，母亲的家人就找到父亲家里，说这里是伊斯兰国家，他们的女儿已经怀孕，男方不能不负责任。”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他们结了婚，不过关系很不好。尤其是父亲得知母亲怀的是女孩后，他坚决要求打胎。母亲不同意，她不顾反对，生下了我。”

　　三岁那年，佐伊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带着她来到比什凯克，从此佐伊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佐伊十岁时，母亲认识了一个荷兰裔的印尼人，他在中亚的石油公司工作。母亲和他结了婚，成为家庭主妇。一家人先是搬去荷兰，后来又因工作需要搬去沙特。

　　在沙特的美国军队学校里，佐伊读完了中学，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假期时，一家人会去欧洲度假。她最喜欢西班牙，希望有一天能去那里生活。她也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但还没有去过中国。她觉得中国太过神秘，而中国人都是那么努力。

　　“比什凯克有很多中国人，做生意，承包工程。”佐伊对我说，“但你看上去和他们不太一样。”

　　“是吗？”

　　“他们都很实际，很有目标，但你似乎无所事事……你是来寻找什么的吗？还是逃避什么？在餐厅里，我看到你一直在记笔记。或许你是作家？这让我觉得，可以对你说很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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