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的卫星(3)_刘子超

三

　　苏联的生活原本严苛，莫斯科之外更是如此。托洛茨基很快发现，在阿拉木图很难买到蔬菜和肉，面包也越来越稀有。正是他本人提出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如今只好自食其果。在随后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哈萨克人被迫放弃游牧生活，一百多万人最终死于饥饿。

　　对托洛茨基来说，阿拉木图唯一的好处是远离权力斗争。春天到来时，草原上开满红色的罂粟花。托洛茨基会带上他的狗，进行长达十天的狩猎旅行。他称这样的旅行是“重返蒙昧”之旅。不旅行的时候，他会坐在书桌前，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点。为了糊口，他为莫斯科的出版社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同时开始撰写自传《我的生平》。

　　邮差是个瘸腿。每周三次，他骑着马，送来成捆的信件、书籍和报纸。信件大多来自苏联各地的支持者，经过当局审查后，才获准送达。随着斯大林权力的稳固，信件变得越来越少。最终，托洛茨基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他在阿拉木图生活了一年，随后被当局驱逐出境，此后再也没能踏上苏联的土地。

　　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位于一片怡人的绿荫中，然而参观者稀少。博物馆的馆藏还算丰富，从远古时代的文物到国家独立后的成就，所有解说词似乎都指向同一个内容：这就是哈萨克斯坦；这就是哈萨克民族。

　　然而，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哈萨克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才产生的概念。当时，苏联把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应用到中亚这片民族观念尚处于前现代状态的土地上。哈萨克斯坦，连同其他四个斯坦国一起，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下。

　　长久以来，这片土地就是游牧民族的牧场，并没有所谓的“领土”观念。领土，不过是联系牧民们各个季节性牧场的一条“道路”。对游牧民族来说，占有领土没有意义，因为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在一年当中的固定时间行走这条道路的权利——只有当通行权遭到剥夺时，战争才会发生。

　　17世纪中叶，蒙古准噶尔汗国剥夺了哈萨克草原上三个小国的通行权。其中，小玉兹向俄国请求保护，大玉兹和中玉兹则求助于清帝国。18世纪时，乾隆皇帝出兵剿灭了准噶尔汗国，顺势将今天的新疆地区纳入版图。大玉兹所在的“七河地区”成为清廷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其中就包括今天的阿拉木图。鸦片战争后，清王朝逐渐衰落，俄国势力取而代之，最终将整个哈萨克斯坦收入囊中。

　　对俄国人来说，征服中亚的真正意义在于开辟一条进军英属印度的通路。19世纪初，印度和沙皇俄国之间相距三千公里；征服中亚后，两国仅距三十公里。

　　与其他斯坦国相比，哈萨克斯坦距离印度最远，其战略重要性最弱。然而，这里环境严酷，不亚于西伯利亚，因此成为沙皇发配重刑犯的理想场所。

　　185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发配至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塞米伊。他刚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服刑四年，因此即便是这样闭塞的边疆小镇，也令他欣喜。因为他终于可以摘掉镣铐，同时获准阅读《圣经》之外的书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兄弟从莫斯科寄来最新的文学作品，其中一本叫作《童年》的小说引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他写信询问作者的情况，想知道这位署名“L. T.”的作家究竟是不是昙花一现。

　　“我想他一定写得非常少，”他在信中说，“但也许我错了。”

　　多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知道自己确实错了。这位L.T. 就是列夫·托尔斯泰。

　　哈萨克斯坦的流放生活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了日后写作的诸多经验。也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体验到爱的激情和折磨。那位醉酒军官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后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任妻子，也是《罪与罚》中索尼娅后妈的原型。

　　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结识了地理学家彼得·谢苗诺夫——俄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天山研究第一人。他写出《天山游记》，成为了解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文献。在地理学界，这本书是如此重要，以至人们更习惯将谢苗诺夫称为“天山斯基”。

　　很多年后，当托洛茨基流放阿拉木图时，他的随身行囊中就有这本《天山游记》。

　　§3

　　塔季扬娜的公寓位于阿拉木图南郊，紧邻总统公园，窗外就是高耸起伏的天山。公寓楼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遗产，像一个巨大的蜂巢，能容纳近千户家庭。在这里，你很容易感到自己的渺小。

　　我是通过网络认识塔季扬娜的。在广告中，塔季扬娜写道，她是一套两卧室公寓的房东，其中一间卧室对外出租。

　　公寓楼沉重、昏暗，开门的塔季扬娜穿着一件同样昏暗的灰色外套。她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留到齐肩长度，衬托出白皙的面颊。她说一口夹杂俄文的英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口音也越来越重，就像一条路况越来越差的公路。她有俄罗斯、波兰、乌克兰血统，但她看起来完全是一个苏联人。

　　房间的布置同样属于那个已逝的年代：干净却廉价的地板、实用而笨重的家具。窗台上摆着一只玻璃花瓶，里面插着一朵红色的塑料玫瑰花。餐桌上放着三只绿苹果。塔季扬娜告诉我，那是给我吃的。

　　我们坐下来喝茶。塔季扬娜拿出晒干的紫色花瓣，掺进红茶里。烧水壶冒出白色的蒸汽，汽车呼啸而过的声音从窗外传入，好像山谷中遥远的回音。

　　塔季扬娜出生在阿拉木图，父母是俄罗斯人。年轻时，她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完成学业，随后回到阿拉木图，从事矿业勘探。她离过两次婚。第一任丈夫是俄罗斯人，喜欢喝酒。第二任丈夫是鞑靼人，早先是一名新闻记者，后来逐渐升为哈萨克宣传部的官员。凭借丈夫的资历，他们分到了这套公寓。不过几年后，鞑靼丈夫另觅新欢，成立了新的家庭。

　　到了90年代，塔季扬娜对矿业勘探工作感到厌倦，那时她已经四十岁。国家和婚姻的双重解体，让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她开始自学英语，作为一种对抗。

　　每天晚上，她一杯又一杯地喝着红茶，背诵着那些陌生的语法和单词。像她那一代的苏联人，能说英语的少之又少，可她竟然凭借自学掌握了这门语言。如今，她独自一人生活，养了一条狗。她把一间卧室拿出来日租，只是为了认识几个新朋友。她早已放弃对长久关系的奢望，而满足于和我这样的匆匆过客，进行不深不浅的交谈。

　　塔季扬娜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晚饭几乎都在小餐馆解决。每天早晚，她牵着狗去总统公园散步。公园里绿树成荫，天山近在眼前，如同话剧舞台的背景。她问我在阿拉木图有何打算。我告诉她，我想去天山-阿拉套国家公园。出乎我的意料，这座离阿拉木图驱车半小时的山脉，她已经快十年没有去过了。她问我能否同行。当我点头答应时，她几乎雀跃得像个小姑娘。

　　塔季扬娜立刻开始准备我们第二天的行程。她打电话给司机，商定了包车的价格。她去附近的超市买来面包、火腿、黄瓜和奶酪。第二天清晨，我被厨房飘出来的焦糊味熏醒。我走到门口，发现塔季扬娜正在制作我们野餐要吃的三明治。她已经切好了火腿和奶酪，正在切黄瓜，而糊味来自煎锅里烘烤的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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