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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〇


  报到的时候,父亲看到另外几位都是政法学院毕业的人,就跟负责人说,我只会当医生,不合适做破案工作。负责人说,我们破案有爆炸、燃烧、痕迹方面的工作,需要懂物理化学的人才。父亲说,我是医学系的,没有学过什么物理化学,药学系的人这方面也许更强一些。但是那个负责人还是没有被说服,父亲只好硬了头皮说,我还有一个问题,你们在档案里有没有看见,我当过反革命。负责人一个电话打到上医,结果档案的确如此,他就让上医马上换一个人来。

  当时分配有两个没人愿意去的科,一个是组织胚胎科,另一个是放射科,而最没人想去的就是放射科,当年只有一台拍胸片的机器,其他什么设备都没有。父亲被退回学校后就自告奋勇去了放射科,那是一九五六年,他二十五岁,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他直接骑车去南京路为母亲和自己各买了一条裤子。不知为什么,他们多次说起这件事,仿佛那是生命中非常特殊的一天。六十六年过去了,华山医院放射科早已鸟枪换了大炮,九十一岁的父亲仍然在那里为人看病。

  记得有一次,母亲需要去华山分院的PET中心做全身扫描,天不亮我和驾驶员就赶到病房去接父母。父亲还在洗漱,他说,不用那么早就去。我说,昨天医生关照了一定要在六点钟前到,不然就要排长队等很长时间,妈妈会太累。他说,不会的。到了PET 中心,父亲熟门熟路,跟那里的医生们聊起中心的各种人和事,我这才想到他是中国放射学的元老之一,是国内应用CT、MRI、DR 和DSA等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开拓者。父亲桃李满天下,到PET 中心就像回到老家。

  母亲开始第三轮化疗以后,我跟父亲说了我即将回美国的计划。他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但还是瘫在椅子上半天没说话。然后他说,不能多陪你妈妈几天了?我说,我四个多月没回家了,趁妈妈现在还稳定我先回去一下。他说,现在从美国再回上海的话,要隔离三个礼拜了,你知道吧?我说我也听说了。父亲说,万一她发生什么意外,你赶都赶不到。说完,他打开手提电脑阅读起影像学的文献,哪怕住院他都从未耽误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思考。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他的孤独和疲劳。

  患心脏病的父亲,照顾着患失忆和癌症的母亲。如此艰难的时候,孩子们都不能在他身边,当年把我们送去了那么远的地方,他有没有后悔?几年前有一次,好像是父亲需要处理什么复杂的事务,令他烦恼和疲惫。他跟驾驶员说,小孩都是白养的,一点用都没有的。上海封控期间,父亲的日子非常难熬,他不会用微信,更不懂怎么在网上抢菜。我很久都买不到回沪的机票,最后买到了又被熔断了两次。父亲耳背,我怕电话讲不清楚,就写了微信请表弟转告。父亲看完后说,大概都是借口。

  我奶奶父母的坟在老家江西南昌郊外。记得父亲跟我说过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当地政府要在坟地上面建公路。父亲接到通知后去那里迁祖坟。按当地习俗,挖坟时请了一位风水先生同去。挖开后,父亲看到坟边小溪的水不知在哪年哪月改了道,他祖父母的棺材已经浸泡在地下水里。棺材被抬起后有六条鱼在水里慢吞吞地游。再仔细看,父亲发现因为它们一辈子没有见过日光,所以眼睛是瞎的。风水先生看到这个景象,考虑了一下说,要把家里的六个小辈送到国外去。父亲有些震惊,奶奶这条线下来到我这辈,一共有八个后裔,其中有六个在国外生活。也许父亲埋怨的是命运,而不是我们的不孝。

  航班是晚上起飞,白天我最后一次去医院陪父母。我们跟往常一样在病房里唱歌,然后一起吃午饭。母亲吃了几口就不想吃了,父亲从他的小冰箱里拿出一块栗子蛋糕,说,阿中啊,甜品,母亲便笑眯眯地接过来吃。我好奇,在六十六年的婚姻里,他们有过别的渴望吗——那些互相无法满足的渴望?那似乎是人之常情。他们也一定有过对方无法分享的欣喜、无法分担的痛苦?或者孤独难挨时的诱惑?我大概永远都不会得到答案。

  从病房回到家里,猫咪围着我叫,我蹲下来摸它。它刚来父母家时,送猫的朋友常来问问它的情况,母亲会说,这只猫聪明得不得了,都可以当我的研究生了。或者,这只猫懂事得不得了,以后我们不行了就全靠它了。这些年来,父母看电视的时候,它总爱在父亲的膝上躺着,母亲弹钢琴的时候,它总爱在琴凳的一端坐着,我每次开门,它都迎上来叫我,用脸蹭我的裤腿。猫咪被撸得舒服了,睁开眼睛深情地望着我,懒洋洋的身体呼噜呼噜作响。家里还剩一罐鱼肉的罐头,我打开给它,它吃得很香,完后仔细地舔着自己的毛,全然不知我将不得不把它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所有的爱从一开始就在走向终将的失去,连猫也无法避免这必然的命运。

  父亲现在很少在餐桌吃饭,早饭一般在书房的电脑前边写书边吃,午饭和晚饭就在电视机前边看剧边吃。一天,他难得跟我一起在餐桌吃饭,想到了猫咪,跟我说,猫咪现在可以回来了。我说,先不急,你一个人在上海我和哥哥都很不放心,疫情期间来回飞实在太困难了,你还是来美国跟我们住一段吧。他说,太忙了走不开,我最近在研究脑部毛细血管病的预防和治疗。疫情一结束我还要去老挝,国家领导交给我的任务还没完成。

  父亲内心深处有着强烈的流浪癖,十分向往远方和未知。七十年代,他带了一个医疗队去多哥工作,途中在巴黎停留了一天。那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被世界的丰富和宽广所震撼。也许,流浪的种子就是那时埋入了他的心田。

  医疗队宿舍里的用水质量很差,父亲就每天跟同事一起,带着大桶去爬山,再把山里的泉水一桶桶地运回宿舍,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喝过最甘甜的水。当地一个酋长的大老婆常找父亲看病,酋长也就成了父亲的朋友。大老婆住在泥巴和干草糊的房子里,窗帘和床单都是各国访问者送给酋长的国旗。

  多哥非常贫穷,但是在那里父亲远离了国内的政治运动,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几个月后,他就向驻多哥中国大使馆申请把我们全家都移民去多哥,理由是作为医生他可以比官方更有效地了解当地民情,促进中多友谊。幸好大使馆没有批准他的要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父亲每年十一月都到美国参加放射学的年会,他还常去欧洲各国考察交流,为华山医院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澳门回归后,他带领华山的医疗队,为澳门卫生司所属的多家医院发展和培养医疗骨干。随着母亲失忆症的加深,他越来越走不开了。偶尔,他会拉着母亲去离上海不太远的城市参观和讲课。有几次,趁我或者哥哥在上海的时候,他把母亲交给我们照顾,然后飞去外地出差。现在,父亲念念不忘的是老挝。

  大约在六七年前,父亲告诉我,中央批示成立了中国精准医疗战略专家组,他的影像中心就是研究“精准医学和精准影像学”的。有个老挝人来华山医院参观访问,邀请他去为他们建立一个精准医疗的医院,这个老挝人以前是国家领导在高中的同学,现在领导把这个项目交给他去做。老挝天气热,他说要去裁缝店做两套麻布西装。说着他拿出一张他们在华山医院的合影给我看,老挝人身穿米白竖领上衣,斜披着一条五彩缤纷的肩带,父亲身穿一件大红色的衬衣,容光焕发。

  后来疫情席卷全球,再后来母亲病倒,老挝之旅就此搁浅。母亲走后,父亲越来越沉默不语,唯独在提到老挝的时候,他会提起精神来说话。中老铁路开通后,他多次在地图上仔细安排从上海去万象的路线,说,现在我可以坐火车去了,顺便一路玩玩。

  我说,老挝疫情一直没有间断过,现在已经与病毒共存,你这个年纪去太危险了。他说,那个老挝人去年中风瘫痪,最近死掉了。我说,那就不要再想去老挝的事了。他说,他死之前把建医院的事交给了一个朋友,我们联系过了。我答应了为他们建医院,以后还是要去的。

  这事听上去越来越玄了,我和哥哥都不能确信它是否存在,但我们也不能说它不是件真事。父亲的确是极其优秀的医院创业和管理专家,在他当院长的十一年中,华山医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以全市最高分被评为三级甲等医院;老挝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派父亲去那里投资建医院也没有不自然的地方。父亲坚持说,老挝的医院一定会建的。

  我想起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奥兰多》中的一段话,大意是:幻想对于灵魂就像大气层对于地球。如果没有了那层温柔的空气,万物将失去生灵与色彩,大地将变成一片灰烬,滚烫的鹅卵石将灼焦我们的脚底。实话说,到那时我们就完蛋了。生命是一场梦,我们将死于梦醒。谁剥夺了我们的梦,就剥夺了我们的生命。

  也许老挝之梦对于父亲就像大气层对于生命。谁知道呢?说不定真的有一天,他会带着我和哥哥坐上中老列车,到那里陡峭的高山、狭窄的河谷、茂密的森林中去探险;真的有一天,他将完成国家领导交给他的任务,为老挝建造出一个最现代化的医院。

  也许“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包含在我们所有的梦想和那些一厢情愿的神奇念头里,毕竟我们最强烈的渴望和恐惧都源于和坐落其中。那么,梦想比现实中发生的事更真实地谱写了我们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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