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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


  天下起倾盆大雨,街上几乎没有了行人,一切被笼罩在灰蒙蒙的阴郁里。我在中美的新闻和社交网络里,感到网络里传播的文化病毒比新冠病毒更具有危害性和杀伤性。人群被煽动,理智的声音往往被偏激的情绪所淹没。我生活在中美之间,在大洋两岸都有亲朋好友,每次读到这种不幸的文字,都很难过。病毒是全人类的天敌,从猿到人,我们每时每刻都和微生物共存。而不管在哪个时代,在地球上哪个角落,每一个人都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哪一个死亡不令人悲痛欲绝?

  星期天一醒来,我马上查看疫情,形势的确越来越严峻。小女儿学校的校长发来的邮件说,虽然上星期一直在跟师生演习网上授课,但是眼下还没有决定停课。大女儿给我发信息说,你不要再让文姗去学校上课了,你疯了吗?这个星期正是感染了的人还没有明显症状,却在疯狂传播的时候。我说,夏威夷只有五六例确诊,学校还在决定的过程中,我们再等等吧。她急了,几秒钟给我发了一连串信息,劈头盖脸把我说了一通。就在这时,一位在政府工作的朋友说,政府在考虑全美禁飞的政策。本来文姗是春假回家,如果禁飞,她可怎么办?我决定给她改签机票,让她立刻回来。

  星期一,加州政府通知全州居家隔离,关闭一切非必要的生意。丈夫一早回医院上班,医院已经取消所有非紧急病人的约诊,院方建议他从外州飞回来后在家休息两周。晚上我们去机场接文姗,她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很薄的口罩,戴在脸上。美国政府传染病防御中心的建议是,病毒不是空气传染,而是飞沫传染,病人和医护人员应该戴口罩,但是健康人戴口罩没有什么用。文姗说,姐姐叮嘱她一定要一路都戴好口罩。回家路上,她想到家附近的一家小便利店去买些东西,我也正好买牛奶。晚上十点,商店里没什么人,但是冷藏柜里已经没有牛奶。

  今天我六点多就醒了,本来想在床上赖一会儿,但是想到牛奶不够了,就起床去了二十四小时开门的超市。天边刚刚泛起一点点发红的亮光,映照在海湾上,波浪轻轻拍打着停泊在那里的船只。不管人间发生了什么,宇宙无动于衷地运行着,黎明总是会在黑夜后到达。

  超市停车场已经相当满,不过我还是马上找到了停车位,边上的一辆车里走出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我俩惺惺相惜互望一眼,笑了。她说你没见过这里在这个钟点停满了车吧。我说是啊,我还是头一次这个钟点来。

  买到牛奶回家后,我开始煮麦片,灶头开着小火,手轻轻搅拌。

  天亮了,窗外的梧桐树满是嫩绿的新叶,有几个邻居在街上遛狗,花园里的柠檬树今年开了密密麻麻的花,枝头沉甸甸地挂着鲜黄的柠檬,蜜蜂和蜂鸟在树上周旋,一片花香鸟语。自然将季节的礼物呈现给我,提醒我,我和周围所有的生命都是原子,都是星尘……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到二〇二〇年五月,美国已有几百万人因疫情丧生。纽约的医院停尸房和殡仪馆放不下的尸体,只好放进运输鱼肉的冷冻车里,停在街上。

  今天一早,我接到好友电话,她的两位朋友抢救无效,在医院去世了。虽然我不认识她的朋友,但还是感到震惊,新闻里的数据不再抽象。几百万死者的亲人再也不可能在家中的花园、厨房、卧房或者洗手间的镜子里……不可能在任何地方看到他们,只有逝者身形的黑洞,永远留在那里……

  我想,幸福跟灾难怎么平衡?一边是几粒金色的麦穗,另一边是无际苦难。然而,它们是平衡的,就像宇宙是平衡的一样。那几粒麦穗包含了每一片日出,每一片日落,每一份滋养你的美丽,每一个值得你的渴望。然而,今天你在天平的一边,明天你也许在天平的另一边,不需要太多理由。我们唯有珍惜。

  二〇二〇年五月五日

  五月中旬,《世间有她》的制片人给我发信,邀请我参与执导五位女性电影人共同拍摄的以疫情为背景的电影。我跟朴若木说,“这是一场正在全球发生的灾难,对于我参与这部电影你如何想?”他回,“带着使命感去拍电影,最终出来的结果都不会坏的”。

  如果参与,我应该拍什么?十五分钟的银幕时间最适合的又是什么形式?我开始寻找。

  一天,我边听着杰奎琳·杜普蕾拉的大提琴协奏曲《殇》,边在电脑上搜索。我的目光被一面朱红色窗帘吸引住,它从敞开着的窗户里飘出来,在寒风和雪花中飞舞。网友说,严冬中邻居的窗户一直开着,不知那家的人怎样了。灰色的楼房,灰色的天空,这面触目惊心的窗帘在《e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中飘扬,即时的生活仿佛骤然成为了一种祭奠。那个礼拜,我每天打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这面充满悬念的窗帘,在又一个不同的天色中纷飞,想象它的主人去了哪里。

  朴若木看了窗帘的视频后,跟我分享了一段他自己生活里的事,“我的楼下一个开小卖部的老头,常年孤身守着小店。他沉默寡言,不识字。每次他帮我代收快递,我都会跟他买一条香烟,因此他努力认住801 是我的门号,总把我的快递保存在店里等我取。平时他晚上架一块木板当小床,睡在店里。过年应该是回老家了吧,至今都没有再看见他,店也一直关着,我老想他发生了什么事……很伤感。”

  我说,“这也感人的,淡淡的,人性的关怀。”

  他说,“拍个疫情时期的《后窗》怎样?”

  《后窗》是一部我极其喜欢的悬疑片,男主角因为腿断了,每天在窗前看对面楼里的人生百态,无意中目睹了一起谋杀案。

  也许我可以从一个人物的窗户拍隔离中每家每户的状态,没有台词,只有埃尔加的大提琴乐,一切尽在不言中。

  网上每天传播出令人震撼、悲愤或者感动的画面,但我没有找到一个形式能超越那些纪实影像的力量。《后窗》的想法很快搁浅了。

  朴若木说,“你找到最感动你的,自会有最动人的表达形式。《后窗》也只是一种方法而已。”

  接着,一个外卖小哥骑摩托车送上下班护士的事迹,让我产生了兴趣。一开始他只是被人哀求,看人哭,看人无助,勉强帮了一次忙。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更多的人来求他,他就渐渐发挥出创造力和主观能动性,组织起其他外卖小哥一起帮助别人。人类的尊严来自对个人价值的肯定,而在这个大数据时代,个人变得越来越微不足道。我从这个外卖小哥的身上,看到了个人人性的唤醒以及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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