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56)_陈冲

五六

　　不知是否有人看见过那条 NG 了的样片，或许它根本就没有被洗印出来？红色的洞房里，十七岁的婉容和十五岁的溥仪坐在婚床上，他们蜻蜓点水地吻着，吻着，婉容的唇膏染红了鼻尖，溥仪渐渐陷入痴迷，几只戴着精致护甲套的手，不知从哪里伸过来，指指点点，解开他们的扣子，脱去他们的袍子，一双手不小心把溥仪惊醒，他俩同时看见了婉容那只裸露的乳房，溥仪想起梦萦的奶妈，一股怀旧的渴望袭上心头，婉容把衣服拉上跟他说，我们做现代夫妻吧，今晚不行云雨之事……或许这条会更感人？贝托鲁奇说过，拍摄现场永远要开着一扇“门”，你不知道谁或者什么会意外地出现，这就是电影的生命，现场的许多选择来自下意识或本能的表达，只有到了剪辑间，你才会明白自己在讲的是个什么故事。那天，我武断地关上了他的这扇门，至今遗憾。那条记录我一个独特经历的胶片去了哪里？也许它还存放在某个仓库，也许它跟所有 NG了的胶片一起，都去了另一个维度，在那个半透明、没有时间的地方，我们在无数条没有被选择的旅途上体验着想象之外的景色和激情。

　　贝托鲁奇常说他是在拍他的梦。我能回想起电影里许多来自贝托鲁奇意识边缘的情景：太监们给幼年溥仪洗澡，溥仪把水泼到一个太监的脸上，太监陶醉、欢喜地低声叫唤；在开满荷花的湖边，奶妈敞开衣襟给八岁的溥仪哺乳，湖心船上的遗老遗少从望远镜里看着；匿名的手隔着一层薄布，在少年溥仪的脸上、身上抚摸，溥仪沉迷在手的海洋里；柔软的丝绸下面，三个人体在缠绵、呻吟，画外的火光渐起，将蠕动着的丝绸染成红色……这些暧昧、似梦的画面和声音孕育着某种潜意识的、不可名状的压抑和渴望。有时我想，也许贝托鲁奇身上有泛神论者的基因，在他的思想里，身体与其欲望就跟树木花草、飞禽走兽和它们的欲望一样，既根本和必然，也具有神性和诗性。

　　这样奢华、丰厚、感官的，用光线、镜头、机器运动传递的道德（审美是一种道德），不是一般坐在办公室里决定电影命运的人可以想象的。《末代皇帝》在拍摄前被好莱坞所有的大公司拒绝，最终是由制片人托马斯单枪匹马集资两千五百万美金拍摄而成的。奥斯卡·王尔德说过，梦想者只能靠月光寻路，而他的惩罚便是比别人更早看到曙光。贝托鲁奇是一个梦想者，他聊起电影的时候永远用 cinema，而不是 movie 或者 film。 Cinema这个字似乎包涵了某种浪漫的色彩，它不仅是电影，也是影院，cinema所讲的故事不是其他艺术方式可以呈现的，它的内容和形式完全是一回事，在叙事的同时它必须也在讨论电影究竟是什么。在今天这个数码多媒体的世界，电影如要生存，它必须是 cinema，并且挖掘和发明新的形态。而走进电影院的人们就像走进大教堂的信徒，在那里共享同一个梦想。

　　屏幕上，身穿劳动装的溥仪在修剪花草，他成了北京植物园的一名普通园丁。我想起一段贝托鲁奇跟尊龙对晚年溥仪的探讨，贝托鲁奇认为，这是溥仪从皇帝到人——由蛹化为蝶的时刻，他征服了出身、惯性和恐惧，得到了某种宁静和自信，某种升华。尊龙说，他只是一个求生者，一切为了生存。贝托鲁奇说，他还在生存中学会了去识别和享受那些无价的礼物，比方花园的鲜花、奶妈的乳房、蟋蟀的声音……

　　电影到尾声时，溥仪以游客的身份回到太和殿，一个男孩向他跑过来——他是故宫管理员的儿子。男孩说，你不允许到这里来。溥仪微笑着说，我曾经住在这里。对于男孩，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而我们知道现实就是如此魔幻。溥仪带着男孩在龙椅下取出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只蟋蟀罐，蟋蟀慢慢探出身子望着溥仪，男孩不可思议的小脸充满奇异，一个完美的童话结局。没有一个观众说过，这太不现实了，不可能发生的。

　　二〇二一年，《末代皇帝》的3D版本在戛纳电影节再次上映，三十四年后，当年创造它的人走的走、老的老，唯有作品的魔力不朽。正像影评人大卫·汤姆森所说，这是一部真正的史诗，然而它警觉的情感又像一只蟋蟀那样微小和谦逊……这也可能是最后一座伟大的纪念碑——不仅是皇帝和他们的风格，也是光线、景地、服装和它们千变万化的形状。这样拍电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末代皇帝》空前绝后。

　　看完片子，我沿着一条叫“大地尽头”的海滨小道漫步，沉浸在遥远的思绪中。晚霞中几只南飞的太平洋候鸟在水面掠过，天色渐暗，它们还在赶路——这些迟到的鸟儿。我想起一首诗叫《时间去哪儿了》，开头的几句好像是这样的：

　　穿过清晨的天空，所有的鸟儿都飞走了他们怎么知道离开的时候到了？

　　谁知道时间去哪儿了？

　　悲伤荒凉的海岸，你薄情的朋友要永别了啊，不是薄情，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到了谁知道时间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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