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46)_陈冲

四六

　　四十年过去了，我打开封存多年的纸箱，寻找当年的照片，我看到一张当地的报纸，标题是《从女游击队员到芥末仙女，这是陈冲》。“在周三即将开幕的、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茨分校的《仲夏夜之梦》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在雅典魔法森林的仙女中发现一位电影明星。她的名字在这里不是家喻户晓的，至少现在还不是，但如果二十岁的陈冲如她所愿，会让你记住这个名字，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在采访里，我无比自信地介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我对这个采访毫无印象，也完全忘记了在二十岁的时候我曾说过有当导演的梦想。那个不可磨灭的耻辱像日全食那样遮挡了那段记忆的亮光。写这段文字，是我第一次跟别人提到这件事。医务室的白帘子、日光灯、铺了白纸的蓝床、赤身裸体的我和两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事发时它们似乎只是在我知觉的边缘，模糊、扭曲。此刻从潜意识里重新浮现出来，一切变得刺眼的清晰。

　　W每周给我写信，每一页纸都是柔情和思念。他画了圆明园的素描，在背后写了他想带我去那里，抱我吻我。一天我接到他从夏威夷寄来的信，说他到了美国本土，接到信的第二天他突然出现在我的宿舍，我惊喜到叫出声来。那是冬天，我们戴着围巾帽子手套在校园里散步，走到一个高坡后面，那里有两个孤零零的秋千。他坐上去，我骑在他的腿上，把我们冻得发紫的嘴唇贴在一起。

　　那天晚上，他挤在一个男同学的寝室里过夜。第二天我半梦半醒中感觉到他在吻我，他的手在被窝里抚摸我。窗外晨光熹微，我们看着对方的眼睛，没有说话，只是饥渴地呼吸对方的气息……然后他就走了，去中部一个城市学习。

　　感恩节和圣诞节长假，我穿着哥哥给我的貂皮大衣，坐两小时长途汽车到曼哈顿去。总是有许多好奇的眼睛盯着我，他们没有见过二十岁的学生穿这样雍容华贵的衣服，尤其是在公车上。

　　我每次到曼哈顿，都住在父母的朋友家。他在曼哈顿东 73 街有一栋五层楼的公寓房，我至今记得门牌号是107，在公园大道和列克星敦大道之间，邮编号是10021，那是全美国最昂贵的地区。朋友是一位老医生，虽然学的是西医，开的却是中医诊所。据说他最擅长的是治疗性无能，病人从世界各地飞过来看他。诊所在一层楼，医生的私人秘书住在二层，他自己住在三层，四层和五层平时空着。我和母亲到曼哈顿，也住在二层。那里的家具都有些办公室的味道，还堆着各种医疗设备，不像个过日子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了税务局来查的时候，可以把整栋楼的一切费用都作为工作开销。

　　一天，L到医生家里来看我，他是我原来上外的同学，那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法律，我们聊了一会儿他突然说，你恋爱啦？还是失恋啦？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是那么的透明，我正着了魔地思念着W。可我跟他一共也没见过几面，互相也没有过任何许诺。我不响，L也没有再问，他说，我带你出去玩玩。

　　L很小父亲就遗弃了他母亲，去香港发了财。他虽然讨厌父亲，但不得不穿上父亲送给他的开司米大衣。我们俩就这样穿着名贵的大衣，优雅地走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倒不是爱虚荣，而是只拥有这两件可以抵御寒冷的衣服。我们从繁华的第五大道，拐进一个小巷子里。L有两个朋友，是一家西餐厅的中国厨师。厨房后门在巷子深处，L 的厨师朋友端出两张红色的塑料凳子给我们坐，然后又进去拿来两盘刚出炉的奶油焗龙虾。几年后坐进餐馆里点奶油焗龙虾，却再也没有那些日子在穿堂风里，用手抓着吃那么香了。

　　吃完龙虾，我们坐地铁去了格林威治村的一个电影院，那里专放刚刚下档的电影，两块美金看两部。记得我们看了《印第安纳·琼斯》和《焚身》。《印第安纳·琼斯》是一部天马行空、节奏紧凑的历险片，我没有美国人读类似卡通的成长经历，所以它只是感官刺激，没有回味。但《焚身》中人性的晦暗，暴力和禁忌的激情，性欲与犯罪手牵着手陷入深渊的堕落，对我意味着叛逆和觉醒。第二天我去纽约图书馆寻找关于它的评论，读到那是以上世纪四十年代“黑色电影”的传统拍摄的类型片。我中邪似的看四十年代“黑色电影”鼎盛期的悬疑片，沉溺在亨弗莱·鲍嘉硬汉子忧郁的眼睛里。通过那些电影，我又迷恋上影片原创作家雷蒙德·钱德勒的文字。他的一个理念，至今都在影响着我的创作。他认为场景和人物胜过情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好的情节就是能创造出好的场景及人物的情节。理想的悬疑片，是一部看不到结局仍然觉得值得和满足的电影。

　　偶尔我会想，我怎么至今没有拍一部曾经让我如此迷恋的“黑色电影”。也许那是一个特定年代的文化象征，像一朵飘走的云彩一样不可能再回来。看到刁亦男导演的《白日焰火》和《南方车站的聚会》，影片的叙事风格和气氛，勾起我昔日的“黑色电影”情结，让我偏爱。

　　在新帕尔茨的第二个学期，我接到来自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周教授的电话。他邀请我参加北岭即将举行的中国电影节，为观众介绍《小花》和《海外赤子》的拍摄经验。电影节期间，周教授为我联系到一份奖学金，暑假后我将到北岭读影视制作专业。

　　从纽约飞往洛杉矶的中途，我经停了W所在的城市。他坐地铁到机场接我，我们又坐地铁回他的公寓，一路拉着手。W住在一栋美国政府拨给越南和柬埔寨难民住的楼里，屋子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旧床和旧桌椅，一只小书架，窗帘好像是洗薄了的被单，墙上挂满了日用品。我看到书架上有一本中英对照的《茵梦湖》，跟我的那本一模一样。那是我读过的第一本英文书，好像就是在读了《茵梦湖》后，我相信人一生只有一次真爱。也许是想到湖中那朵可望不可即的白莲，那段可望不可即的爱情，我有些伤感，他抱住我，问我想不想做爱。我没有听懂，那时我连起码的生理卫生知识都没有学过，也完全不知道男人女人最终要做的那件事是什么。在他之前，欲望的释放是本能和懵懂的，只是我一个人的事。他温柔耐心地教我，我们长久地亲吻，在黑暗里探索，直到第三天我才看到他的身体。那时眼睛只是去了手指已经熟悉的地方，牵动了手指的记忆，灵肉合在一起。最后那天晚上我问他，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问我，你现在快乐吗？我说快乐。他说，那我们继续这样不好吗？

　　到了加州北岭后，周教授带我参加了当地“扶轮社”的聚会，去找一个愿意接待我的家庭。扶轮社是一个全球性的，拥有悠久历史的组织，它的宗旨是提供慈善服务，鼓励崇高的职业道德，并致力于世界亲善及和平。我在台上介绍了自己，然后当地扶轮社的主席上台问大家，我们中间有没有人能够为这位杰出的中国女孩提供一个家。一位五十多岁的人站起来对我说，他叫李查·海德（Richard Hyde），他今天回去跟太太商量一下，希望能够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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