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28)_陈冲

二八

　　第一封信

　　亲爱的周：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书和单印本，它们对我们非常有用。《微生物化学》的新版本读来引人入胜，现在我们愈来愈要具有化学头脑了。我也订购了一台华勃仪做酶的工作使用，我同时对组织培养也感兴趣，希望你尽可能在空闲时掌握这两门技术，另一学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时常进行小白鼠和大白鼠肿瘤生长的研究。我希望他仍在药理学实验室，这样你可以从他那里学些技术，方法虽很简单，但很重要。

　　《热带病学和寄生虫学年报》的专刊对我们特别有用，因为我们正在继续研究抗疟药对鸡疟的疗效。从各方面看百乐君是一个了不起的成果，我应当向英国科学家致敬。

　　吴珏医生已获教育部关于临床麻醉学的奖学金。他将在这一暑期到美国威斯康星州去，我本人可能在今年或明年出国一次。这个研究所的其他成员有张毅、易鸿匹。黄琪章医生和傅丰永先生仍和我们在一起，但是他们仍算中央卫生实验室的人。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我盼望你在这个暑假或这个冬天回来，我们将很快招收研究生。吴珏医生即将离开，张毅医生部分时间须花在药厂里，我们实在缺乏师资，你回来不仅可以填补这一空白，并且我们还可以从你那里学到不少新知识、新技术。

　　我们被经济拮据所困扰，因为我们不能强求药厂履行合同，所以得不到资助。最近发生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它们很多已处于崩溃边缘。为了克服这一危机，我们几乎每个人都到外面教点书赚些钱以维持这些微小的实验，今年的前景似乎要好很多，因为美国医学援华会（ABMAC）已决定资助本校及其他中国一流医学院，为期三年。

　　过一周左右，朱恒璧博士将到英国，他是应英国文化协会的邀请访问三个月。请告诉在英国的校友组织一个欢迎他的聚会。另外，我寄给你一份校友月报，请分给在英国的校友，我还希望他们能向学校捐赠一些显微镜以弥补船只事故的损失。除其他医学实验用具外，丧失了七十多个显微镜。

　　我家已添了第三个女孩，她刚刚三个多月，母女均告平安，每当我回家，这个小家伙要耗去我不少时间，为了她我必须结束此信。在下次信中将告诉你我们常山工作的进展。

　　请代向 Burn 教授、Bulbring 小姐、Blaschko 和 Dawes 博士、Ling 和 Long先生问好，同时也谢谢收到的单印本。

　　致以最好的祝愿

　　张昌绍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第二封信

　　亲爱的周：

　　您好！我们没有从你那里听到消息已有些时候了。一个多月前，我在南京遇到黄翠芬，她告诉我，你希望在暑假加入生物化学实验室。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如教育部不同意你延长一年，我将设法给你资助，不必担心经济问题以及实验室，我们可以再等待一年。

　　我相信你一定收到了校友通讯录，希望你分给在英国的校友。从通讯录以及朱恒璧院长那里，你一定知道要募集资金购显微镜以弥补由于船只事故造成的损失，我们希望在国外进修的校友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到现在国内我们已募集了两亿法币。鉴于我们在国外校友的经济情况，我们并不期望能募集到大量外汇，我们希望你捐赠些科学杂志。随信附去一张学校急需的英国杂志的单子，希望尽快与其他校友取得联系，并在你们之间募集一些款项，按单子订购一年的杂志，请尽快让我们知道结果。一份更长些的美国杂志单子已寄往美国。我个人急需下列书籍：《青霉素：它的实际运用》，Fleming等著，30先令。《磺胺药物等理论与实践》，J. Stewart Lawrence著，9先令，Lewis& Co伦敦出版。《医学年鉴》，1946 年版，25 先令，John Wright& Son出版。请尽快告诉我所有的款项，包括邮资在内，以便我请在美国的朋友偿还给你。

　　你真诚的张昌绍

　　一九四七年四月六日

　　母亲记得在重庆歌乐山的时候，每个月一次，外公望穿秋水似的等待那些国外寄来的书籍包裹，有时邮件被战火中断，那个月就白等一场。待终于盼到时，实验室的人员便轮流将胶卷放在显微阅读器下阅读，同时在打字机上将文献打出来。当时外公、姥姥和母亲住在一栋竹片糊泥巴的小房子里，包裹寄到后，一家人就搬到柴灶旁去吃饭，饭桌用来放阅读器和打字机。外公白天在实验室工作，晚上回家后阅读打字，文献打出来后，马上着手写综述，直到深夜。母亲说，只有在电石烧完的时候，外公才会起一下身，点上蜡烛，在烛光下倒掉变成粉末的电石，换上新的电石继续写。就在这样的条件下，外公写出了许多当时国内十分稀缺的医学书籍，并在国外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了不少论文。后来我发现，虽然我从没见过周廷冲教授，但是这么多年来，他的相片一直挂在我的墙上。以前每次看墙上的照片我都会想，相片里跟外公站在一起的都是什么人。现在我知道，在歌乐山那张相片里，周教授站在外公的左边。

　　我问母亲，信中提到的船只事故是怎么回事。原来那是日本投降后，上医从重庆搬回上海的船只。母亲说，日本投降后，所有的“下江人”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家。他们跑到歌乐山顶的广场狂欢，不停地呼叫“回家啰！”上医的朱恒璧院长携王鹏万医生等，立即飞沪接受日军的投降交权，收回院产，筹备复员。姥姥因担任朱院长的秘书，也首批离开。外公留在歌乐山把实验做完，写完课题论文，然后整理资料仪器，包装搬迁回上海。母亲也跟随外公留了下来。她记得返沪前接连不断发生了几件惨案，有两架重庆飞上海的飞机坠毁了，弄得人心惶惶。接着，上医为了将滞留重庆的物资运回上海，和国立编译馆合包一艘民生公司木驳船，由“怡康”号轮船拖带。木驳船到云阳佛沱子附近时，突然起火燃烧。虽然押运人员获救，但是载运的全部公私财物损失殆尽。这里面包括了外公信里提到的七十余架显微镜、镭锭、X光机、图书、教材文档等，以及两百余件教职员的行李。

　　说到民生公司，今天很少有人会知道，而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它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河航企业。它的创始人卢作孚在抗日最危急的时刻，指挥了一场载入史册的“宜昌大撤退”。二十二艘轮船和八百五十多只木船，顶着不间断的轰炸机，闯过无数的激流险滩，将一批又一批工业、教育、军事等人员与设备，夜以继日地转移到了重庆，四个月超出往年一整年的运输量，可谓是航运史上的奇迹。在此期间十六艘轮船被炸毁，一百一十六名员工牺牲了生命。在我的想象中，那场面远比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更为英勇和壮观。

　　在我所阅读的资料中，卢作孚一生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大公无私，是个理想主义者。然而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他因遭受莫须有的罪名，于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服安眠药自尽。写到这里，我不禁怀疑自己怎么这么随心所欲地跑题？卢作孚与我的外公有什么关系？细想起来，我似乎总是情不自禁地被他们那样的人所吸引——那些拥有道德勇气和高贵灵魂的“失败者”，而不是那些春风得意、争荣夸耀的“胜利者”。生活中如此，创作中也是如此。我处女作里的男主人翁老金，《英格力士》中的王亚军都是这样的人物。

　　抗战胜利一年后，外公带着母亲搭一架运输机也回到上海，结束了多年的颠沛流离。从那以后，外公、姥姥带着他们剩余的两位长辈和两个孩子，在平江路 170弄 10号安家。后来我的小姨出生在那里，哥哥和我，小姨的两个孩子也都出生在那里。

　　我跟母亲聊到了开晚饭的时候，父亲也坐了下来，跟母亲一起回忆外公自杀那晚和第二天的事。晚上十点钟外公还没有回家，姥姥和父母亲就去上医药理系的办公室和实验室找他，他们一间一间地敲门喊叫，但没有听到任何回音，最后不得不回家继续等待。第二天去上班的人发现，外公在自己原来的实验室里，已经奄奄一息，被送去中山医院急诊室抢救。等母亲和姥姥赶到医院，外公已经断气。父亲那时正在华山医院上班，他接到外公一个研究生的电话，得知外公去世的消息，急忙骑脚踏车回家。但骑到了弄堂里，正好迎面看到外公的另一位学生。他拦住父亲低声问，你是不是为你岳父的事回来？他们这时候会判定你是反革命的孝子贤孙、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千万不要着急赶回家，快回去照常上班。父亲想了想，就又掉头离开了。

　　回到华山医院后，他装作没有发生任何事，等到平时吃午饭的钟点才赶回家去。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父母和姥姥晚上去找外公的时候，他还活着，一定隔门听到妻子、女儿、女婿呼喊他的声音，由远至近，又消失在走廊尽头，他竟然没有动摇。

　　《张昌绍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出版以后，我陆陆续续阅读了外公的学生、同行和亲人对他的情谊、怀念和敬意，每一篇文章都记载了他的专业成就、人格魅力和高尚品德。但我最喜欢读的，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比方说，有一年在进修生结业感谢老师的茶话会上，桌上的包糖纸印了多种不同动物的图像，外公便把它们从低级到高级排成系列，好像验证达尔文进化论的姿态。让我惊讶的是，外公这一无意识的小举动，却被他的学生看到并记住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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