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23)_陈冲

二三

　　▼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

　　上海人叫外婆或者阿婆，不叫姥姥。小时候每年春节前，爆米花的人会来。他会把黑铁的爆锅架在煤炉上，一手拉风箱，一手转锅子。十分钟后，“嘭”的一声出锅，原来的一小碗玉米就能装满一个枕头套，空气里就散发出一股诱人的香甜。那年，二姨跟我表妹从银川回上海探亲。外婆拿着一碗宁夏玉米和两粒糖精片，带着我和表妹排在爆米花的队伍里。表妹口口声声叫外婆“姥姥”，其他孩子觉得好玩，也都起哄叫姥姥，他们的声音在弄堂里此起彼伏，姥姥就这样诞生了。

　　我从小跟姥姥长大，可惜她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多问她年轻时候的事情。我只知道她原名史人范，一九〇八年生于江苏溧阳。当她成了文学青年后，觉得为人模范太累，遂改名史伊凡。

　　她的父亲（我的太公）史蛰夫是清朝大臣史贻直的直系后裔，一代国学泰斗，光绪年间廪生，曾参加辛亥革命，为维新人物。北伐前史蛰夫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取得政权后，因不满意其执政措施，在报上登启事公开脱离国民党。他曾在常州中学、南菁中学、无锡高等师范任国文教师和历史教师。共有一百二十册的《民国时期语言文字学》汇编中，第二十四至二十八册为史蛰夫所编的《六书统一》。他在篆刻上有极深的造诣，能把《陋室铭》全文刻于方寸石章中。瞿秋白就读常州中学时，就随他学习篆刻并成为他的得意门生。太公病逝于一九四二年，我在上海图书馆资料室里，看到他生前的学生方伯超写的《史蛰夫先生轶闻》，以表达对先师的怀念。有一段文形容了先生的篆刻“纵横豪迈，遒劲有力，信手雕镌，字字活跃，不啻蛟虬自石中飞舞而出”。

　　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一段非常展现史蛰夫个性的文字：“先师在溧阳任尚志学校校长时，值宜兴县立各校开春季联合运动会，先师亲率全体学生往参观。是日下午四时许，运动节目尚未告毕，而大雨滂沱。其他参观各校已鱼贯自退，独先师植立雨中，精神振奋，全体同学，因此愈觉秩然不紊。俟运动员给奖后，相偕出会场，而旁观者掌声雷动矣。”

　　据说，史蛰夫不仅治学严谨，治家也颇严厉，性格暴烈，而我姥姥性格也不亚于他，从小叛逆，一九二二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渐渐卷入学生运动，高举反封建统治旗帜，前后三次登报与其父脱离父女关系。一九二六年又和同学从苏州出走，投奔北伐，去南京分配到国民党总政治部秘书长王昆仑手下干事，感到无所作为，并看到国民党内部风气不正就离开了，回家准备考大学。姥姥在一九二七年考进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该院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

　　“文革”时期，家里大部分老照片都销毁掉了。我出国的时候，带走了幸存的一本小相册。那里面有一张姥姥两三岁时候，跟她母亲和姐姐哥哥的合影。姥姥的母亲是个裹小脚的女人，却把姥姥和她姐姐打扮成男孩的样子。我母亲称她的外婆为“矮好婆”，母亲说矮好婆不识字，经常被她先生骂笨。但是其实她非常聪明，出去听一出戏，她回来就会哼唱。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矮好婆给自己的女儿们穿上男孩的装束，是想把她们当男孩子来养吗？还是家境拮据，女儿们继承了长兄或亲眷男孩的衣服？没有人能告诉我。但是我知道，姥姥、大姥姥和三姥姥都受到了极其良好的教育。

　　一九八六年，姥姥在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吴健雄关在“笼子”里》的文章，回忆了她与闺密在学校时的各种调皮捣蛋。她在文中这样形容了母校的样子：

　　“苏州有一条新桥巷，当年巷里有一所颇具名声的女子师范学校。至今我还记得：大门冷冰冰的大开着。进门，站着四棵寂寞的梧桐树。往里有三间屋：中间是走道；左右各有一间从来没人坐过的会客室。转弯是二门，也开着，不过是黑洞洞的。左手是校长室；右手是男老师宿舍。走完甬道，有亮光了，可是两扇又厚又重的三道门，很像牢门。门右是训育主任办公室，门左是舍监办公室。

　　“舍监面色苍白，她没来得及结婚，未婚夫已经去世，据说她是捧着写上未婚夫姓名的牌位，完成结婚仪式的。这位太太心地好，一心要把全校学生都教导得像她一样贤淑懂礼。

　　“第三重门里面，就都是长长的、一排一排的楼房。建筑齐整，花木扶疏。有宽敞的课室、整洁的宿舍、非常开阔的大操场，下雨天另有室内的风雨操场，也就是全校集会时使用的大礼堂。靠里有个舞台，挂上双层幕子，供演出时好开幕闭幕。”

　　姥姥写了她与吴健雄如何在这座监管严厉的“牢笼”中，跟这位舍监和另一位训育主任斗智斗勇，“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恶作剧。

　　比方：

　　“有一个晚上，学校开庆祝会，排练了不少节目。全校师生和校工，都拥到礼堂去看演出了。我和健雄在场外各地走了一遭，一个人都没遇见。显然这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不容轻易放过。我们商量了一下，有了主意。等到演出将近结束的当口，我们找到两条长凳，搬到礼堂外间的门口，先竖起长凳，分放在门的两边，再把细绳绑一头绑上一只凳脚，两头扎好，刚够拦住门的出路。然后跑到门背后，找到礼堂电灯的开关。“咔嗒”一声，全场漆黑。我俩立刻跑到门外去，躲在门外观察。只听得观众乱纷纷地往外挤。最先挤到门口的人，撞断细绳，跌倒在地。后面的人，被地上的人绊翻，一片尖声怪叫，比台上的演出大概真实得多，当然也精彩得多。好几分钟后，才有一位聪明人旋亮电灯，结束了这一出压台戏。

　　“在精力有余、思想苦闷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隔一阵我俩再演一出戏。奇怪的是从来没有被破案过。舍监太太曾对她一个亲戚悄悄泄露过，学校里有狐鬼作怪。消息传出后，据说外界也纷纷议论二女师狐鬼捣乱的新闻。”

　　在回忆当年时，姥姥自己也纳闷，这所学校的教育肯定不赖，当年南京中央大学招生百里挑一，她们一个个都录取了。可她怎么会如此讨厌那个“笼子”，如此狠心撒野呢？

　　也许她只记住了自己的恶作剧，而我却在当年师范女校的校报上，看到了另外一个她。姥姥显然经常发表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群众运动之动机”，是这样开头的：

　　“群众运动者，人类结合而求达其公共目的之步骤也。欲知其发生之理由，必先研究群众之心理。人类本各殊其心理，但多数人相合，则另成一种心理，既非甲之心理，复非乙之心理，而成一不可思议势力伟大之特殊心理。乃有少数人利用之，而促成绝大之运动，以达其某种目的，此则我国在野官僚、无聊政客之长技，惯施其狡祭手段，他人为之傀儡而茫然不觉，不惜以血肉之躯，冒死奔走，而为他人作嫁，可悯亦可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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