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10)_陈冲

一〇

　　当然，对前途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普通话，而是思想意识。我们每天批判名利思想，强调艰苦朴素，抵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负责我们思想意识的老师姓王，是个善良的“老左”，经常找同学谈心。但众所周知，被王老师找去谈心，就意味着思想意识出现了问题。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女生，在两用衫里面穿了领口有蝴蝶结的衬衣，王老师见后便找她谈心，跟她说，小朱啊，你里面怎么穿了这样的衣服？你可是共产党员，这件衣服不符合你的身份啊。女同学搪塞说，这是睡衣，我没来得及换下来。王老师也不戳穿她，只是语重心长地说，这个地方是个大染缸啊，你以后要注意啊。那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那件漂亮的衬衣了。还有一个姓程的男同学，从家里带来一双锃亮的新皮鞋，跟上还钉了金属，走起路来很响亮。我们跟他说，这鞋你也敢穿啊？王老师要找你谈心喽。他说，王老师问起皮鞋的话，我就告诉她皮鞋是我弟弟工厂发的工作鞋。那天，王老师低头看了一眼男同学的皮鞋后，抬眼用失望的口气跟他说，小程啊，我们好久没有学习啦。男同学立刻语塞。王老师走开后，他气急败坏地跟我们说，册那，她不问我鞋，只说好久没有学习啦，我没办法回答了。

　　我因为年龄最小，所有人都不把我当回事，所以有点“逍遥法外”。记得姥姥曾经来剧团找王老师，了解我在培训班的情况。王老师说，剧团对“小陈冲”挺满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交友不慎，跟闵安琪太要好了，她思想作风不正，不是一个好榜样。对于这一批评，我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我想，反正闵安琪不是阶级敌人，我不用划清界限。

　　那段时期，我跟闵安琪形影不离，就连星期天回家都想拉上她一起。我总是用食物勾引她，说，我家里有白砂糖番茄，或者，家里有酒酿。

　　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俩想逃离课堂出去自由一下，便自告奋勇踏黄鱼车去厂里拉冷饮回剧团。黄鱼车是当年最常见的人力三轮拉货车，她和我在那之前都没有骑过。剧团和上影厂大概五六站公车的路程，闵安琪先从大木桥路歪歪扭扭地骑到了徐家汇，我说我来换你吧。没想到我一上车龙头就歪了，直冲着马路当中一辆42路汽车撞去。黄鱼车一路失控，我还一路在哈哈大笑，结果被42路车的司机大骂一通：“小赤佬不要命啦！寻死啊？”

　　王老师只跟我谈过一次心，是让我不要跟男同学疯疯癫癫。她再三跟我强调，这种表现如果不及时纠正的话，将会导致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其实，我只是爱跟每个愿意打球的男同学打乒乓，总是打得不亦乐乎，满脸通红。同学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小番茄”。那是我一辈子最无忧无虑和开心的时候，既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做功课，还有一群大男孩跟我玩。男生们的恶作剧也是我最爱听的事，记得有个同学喜欢在夜间拔嗓子、练丹田声，吵得别人没法睡觉。他的同屋就在门口拴了一根很细的铅丝，他半夜回屋时被绊了个大马趴。相比之下，我同屋的女生们就显得很没劲。

　　那时我们差不多一星期才洗一次澡，我整天打球，总是汗淋淋的，头发也甩得乱七八糟。有一天，一位喜欢我的男同学看见我邋里邋遢的样子，提醒我说，不小了，以后你要注意个人卫生。他的话非但没让我难堪，反而让我觉得受到关爱，很温暖。我在这儿就叫这位同学M吧。M长得十分英俊，心底也很善良细腻。那时我情窦初开，跟他在一起心里就非常甜蜜。

　　最近几个月来，美国的疫情越来越严重，我趁宅在家里，整理了一下当年的旧照片。我看到跟M一起的照片，便发信问候。我们聊了一些同学们的近况、互相的家庭和新冠疫情。我突然好奇，问他，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有好感的？他突然不好意思，说，哎，我俩的事啊。我心想，是啊，我俩，那是多遥远的过去啊。他说，我这儿还留着好多你写给我的信呢，等下次见面还给你。我有些惊讶，居然完全忘记了给他写信的事。又觉得感激，他还留着它们。停顿了一会儿后他说，记得《欢腾的小凉河》吗？我想起来了，那时我们刚进培训班不久，老师说厂里有个摄制组需要群众演员，我们可以去参与拍摄，取得宝贵的现场经验。那天我们演的第一个镜头，脸上需要有兴奋和激动的反应。摄影机横移划过我们的时候，摄影师说，这个小孩脸上还蛮有戏的。我兴奋激动的表情就更真实了。

　　M接着说，那天拍完戏，我们坐大卡车从金山回上海。你在车上睡着了，脸晒得通红。我就想这个女孩真好看啊，就是在那一刻开始注意你的。还有一次是大冬天，房间里冷得要命。你打完乒乓后，冲进我们寝室，热得把滚烫的脸贴在书桌的玻璃台面上去冰，说热死了热死了，鼻子上还在冒汗。M的话让我感动，毕竟，世上有几个人还记得我十五岁的样子？

　　培训班开学没多久，毛主席去世了，广播喇叭里一遍又一遍播放着哀乐。我从牙牙学语开始喊“毛主席万岁”，一年级学写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四年级学的第一句英语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那天之前我没想过毛主席也会去世，这几乎违背自然法则，我感到恐惧。我们二十四个同学聚在教室里，默默地用白色皱纸折着纸花。突然一个女同学大声哭起来，充满悲情地喊道，大梁倒了，我们以后怎么办、中国以后怎么办啊？话音未落，只见另一个女同学一个箭步冲出教室。外面的空地上长满了青草，平时常有个女人推一辆板车来割草，拉去卖给隔壁的饲养场喂牛。那天秋阳斜照，女人正不紧不慢地割草，女同学对她大吼起来，你没听到吗？毛主席与世长辞了，你怎么还在割草？那人辩说道，我不晓得哎，说罢收起工具推车离开了。接下来，全班同学开始表忠心，骂割草人的同学首先要求入党，继承毛主席的革命事业。另外一个同学说，毛主席去世了，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他们说的话都是我想不到的。我正在想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一个泣不成声的男同学过度紧张，站起来用上海本地普通话说：“我作为贫下中农的女儿（儿女），感到无比悲痛！”

　　我们的老师里，有张瑞芳、王丹凤、孙景璐、朱曼芳、白穆、梁明、张庆芬等。我当年没有机会去学习和了解离我并不遥远的历史，所以我毫无概念，每天来教我们这帮傻子的人，都曾经是光彩夺目的电影明星。在我们的余光里，还存在着一批看似无所事事的老人，他们整日坐在靠近大门的几间平房里喝茶、看报或者政治学习。他们用水果罐头吃完后剩下的玻璃瓶当茶缸，瓶外裹着一层玻璃丝编的网，这样可以不烫手。很多年后，我有机会从老电影里认出他们，一个个都曾经那么精彩，那么吸引人，那几间平房里原来卧虎藏龙。

　　毛主席追悼会那天，他们都从平房里出来，集中在被弃用的摄影棚里，肃立、默哀、鞠躬。鞠完躬抽泣声伴着哀乐升起，他们的身体颤抖着，一开始还有些节制，但是很快就变成了一片号啕，让我震惊。一段时间以后，我才懂得了那样的悲哀。他们的青春和才华，梦想和爱，已经被一场场的政治运动耗尽。一切付之东流，往事不堪回首。

　　“四人帮”被打倒后，上影剧团的全体演员，排演了一场大型诗歌朗诵节目。上场之前，大家都挤在文化广场后台化妆间，不论男女老少一律画上红脸蛋、红嘴唇、黑眉毛。我没有化过妆，坐在镜前无从下手。一位叫孙栋光的演员看见了就过来帮我，他用一根最细的油彩笔，帮我画了乌黑的眼线，就是今天眼线笔广告里那样的眼线，放在一九七〇年代的中国是非常前卫的。他教我，要画得贴近睫毛，越近越好，这样远看就觉得你的睫毛又密又长。他说话有些大舌头，但是很儒雅。我喜欢他给我画的样子，也一直记着他的话。事后很久，我才在无意中知道，他的父亲是孙瑜，在一九二〇年代留学美国，翻译过杰克·伦敦的小说，是中国最杰出的导演和编剧之一。孙栋光一定是从他父亲那里遗传到，或者耳濡目染到这样的审美感觉吧。

　　在历届运动中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老演员都回来了，赵丹和白杨在前台领诵，他们身后有黄宗英、王丹凤、秦怡、张伐、陈述、孙道临、达式常、向梅、梁波罗和其他在小平房里喝茶的人。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们站在后排的椅子上跟着齐诵。记得白杨的声音高昂、颤抖，语速很慢，赵丹的声音自然、低调，语速很快，两人状态非常不协调，听上去很不顺耳。可回过头看，那却是和谐音。就像一个双重奏里两个貌似不和的音符，放在一起形成了更尖锐、更难忘的和谐音。那次演出前他们刚从监狱获释不久，而上一次登台恐怕是十年前，他们被剃了阴阳头示众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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