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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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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解放后,父亲先在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一九五二年参与筹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了新中国保险业创始人之一。一九五七年夏秋之交,他调到中国民主促进会,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那完全是虚职。“民进”真正的灵魂人物是党支部书记。他刚上任时的书记叫王苏生,待人诚恳热情,书生气十足,时常来家坐坐,谈天说地。五十年代末,王苏生因右倾被降级调到哈尔滨,“文革”中自杀了。 他的继任徐世信是典型的笑面虎。不过得承认,他乒乓球打得真棒,抽杀凶猛,无人能抵挡其凌厉的攻势。他级别不高,但实际上掌控这小小的王国,每个人对他都敬而远之,谨言慎行。 暑假我们常去机关打乒乓球。有一天,徐世信约我们几个男孩儿比赛。他直握球拍,时而低沉的下旋球,时而飘忽的弧圈球,变化多端,以守为攻。我们纷纷败下阵来,垂头丧气。 他把残兵败将带到会议室,关上门,说是随便聊聊,没几句话就进入正题,原来想了解父亲们在家的言行。我们年纪尚小,却深知其中厉害,装傻充愣。我对父亲不满,还是抱怨了几句,比如教育方式粗暴什么的。徐世信鼓励我说下去,我顿时语塞,不知再说什么好。徐世信总结说,你们的父辈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难免带着旧思想旧习气,为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需要你们少先队员的配合。他再三叮嘱,这次会面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父母。今后有事跟他保持联系。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他最后说。 会后徐世信把我单独留下。他沉吟片刻,问我是否有支钢笔手枪,我蒙了。他说派出所来人,调查这钢笔手枪的下落。大约两三个月前,为吓唬弟弟,我声称我的钢笔是无声手枪,随手一挥,在弟弟床头墙上留下弹洞(我事先伪造的)。当时真把弟弟唬住了,我自是十分得意。这本来纯属恶作剧,竟弄假成真。至于派出所出面什么的,多半是骗人,但看来他确实掌握多种信息渠道。徐世信最后摸摸我的头说,我相信你说的是实情,又加上一句,你今天表现很好。 我回家后做贼似的,不敢与父亲对视。他问起时,我只提到跟徐世信打过乒乓球,输了。 八 一九九九年秋天,父母到美国探亲,我常开车陪他们出游。一天回家路上,父亲无意间说起一件事,让我大吃一惊。当时父母坐在后座,我正开车,试图从后视镜看到他的表情。晚饭后,母亲先去睡了,我和父亲隔着餐桌对坐,我提起路上的话茬儿,他似乎也在等这一刻,于是和盘托出。 谢冰心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凡事不闻不问,父亲身为副部长,定期向她汇报工作。这本是官僚程序,而他却另有使命,那就是把与谢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父亲每隔两三周登门拜访,电话先约好,一般在下午,饮茶清谈。回家后根据记忆整理,写成报告。 据父亲回忆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主动接受“思想改造”的,基本形式有两种,一是小组学习,一是私下谈心。像谢冰心这样的人物,自然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把私下谈心的内容向组织汇报,在当时几乎是天经地义的。 让我好奇的是,他能得到什么真心实话吗?父亲摇摇头说,谢冰心可不像她早期作品那么单纯,正如其名所示,心已成冰。每次聊天都步步为营,滴水不漏。只有一次,她对父亲说了大实话:“我们这些人,一赶上风吹草动,就像蜗牛那样先把触角伸出来。”看来她心知肚明,试图通过父亲向组织带话——别费这份儿心思了。 那是深秋之夜,夜凉如水,后院传来阵阵虫鸣,冰箱嗡嗡响。我劝父亲把这一切写出来,对自己也对历史有个交代——这绝非个案,涉及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涉及知识分子与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他点点头,说再好好想想。这事就此搁置,再未提起。 七十年代初我开始写诗。父亲从湖北干校回京休假,说起谢冰心留在北京,仍住民族学院宿舍。父亲回干校后,我独自登门拜访。 一个瘦小的老太太开门,问我找谁,我说我是赵济年的儿子,特来求教。谢冰心先把我让进客厅,沏上茶。她丈夫吴文藻也在,打个招呼就出门了。她篦过的灰发打成髻,满脸褶皱,眼睛却异常明亮;身穿蓝布对襟袄,黑布鞋,干净利索。我坐定,取出诗稿,包括处女作《因为我们还年轻》和《火之歌》等。她评价是正面的,对个别词句提出修改建议。兴之所至,她把我从客厅带进书房,在写字台前坐下,从背后的书柜取出《汉语大字典》,用放大镜锁定某个词的确切含义。 此后我们有过短暂来往。她还专门写了首和诗《我们还年轻》,副标题是“给一位年轻朋友”。或许由于诗歌与青春,她对我毫无戒心。也正由于此,与父亲的角色相反,多年后我把她卷进一个巨大的旋涡中。环环相扣,谁又能说清这世上的因果链条呢? 父亲,你在天有灵,一定会体谅我,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那天夜里我们达成了默契,那就是说出真相,不管这真相是否会伤害我们自己。 九 父亲说:“人生就是个接送。” 一九六九年无疑是转变之年。那年开春,我被分到北京六建公司当工人,接着弟弟去了中蒙边界的建设兵团,母亲去了河南信阳地区的干校,秋天妹妹由母亲的同事带到干校,父亲留守到最后,年底去了湖北沙洋的干校。不到一年工夫,人去楼空,全家五口分四个地方,写信都用复写纸,一式四份。 振开被分配到六建当工人。他第一次离开家,做父母的自然不放心。头天晚上我们全家五个人,到新街口牛奶店要了牛奶和点心,算是给他送行。在收拾行李时,我们怕他冻着,让他把家里仅有的一件老羊皮大衣带上。第二天,他离开家,我们都送到大门口。我还想再看他一眼,知道他在崇元观上车,便在他走后不久,搭无轨电车赶到那里,我看见他在等车,没跟他打招呼,只是在远处看他上车后才回家,我的眼眶湿润了。(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在河北蔚县工地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那年夏天收到父亲的电报“珊珊病速归”,我请了假,从老乡家买来新鲜鸡蛋,搭工地运货的卡车赶回北京。珊珊连发高烧,诊断为风湿性关节炎,我一到家烧就退了。 那一周像是偷来的时光。北京城空荡荡的,北海公园更是游人稀少。我们划了船,照了相,在漪澜堂吃午饭。父亲为我点了焦熘丸子,为珊珊点了红烧鱼。他喝了瓶啤酒,微醺地对女服务员说,这是我儿子女儿,你看我多福气。 每年十二天法定探亲假,加上倒休,让我沉闷的生活有了奔头。我先去河南、湖北探亲,再顺道游山玩水。头一年,从河南母亲的干校出发,我和珊珊一起去湖北沙洋看望父亲。第二年我独自从河南去湖北,那时父亲从干校下放到农村,住在老乡家。 那时我正好在高桥镇的“五星三队”插队。有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人告诉我,说振开来了。我匆忙赶回住处,远远看见振开蹲在池塘边给我洗衣服。他把我所有的床单衣服全都洗了,还把我的人猪同住的房间也打扫干净。当天晚上,我的房东叫他儿子去买了几块豆腐,把振开当贵客相待。当地农民每天三餐只有腌韭菜,豆腐无疑是珍品。振开带来三个肉罐头。第二天,我和振开一起步行到高桥镇,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独自把三个肉罐头全都吃光了。振开看我这样狼吞虎咽,觉得我可怜,他虽然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摘自父亲的笔记) 一九七一年深秋,父亲独自回京待了几日。那天晚上,我备了几道小菜,爷俩边喝边聊。我提到“九一三事件”,越说越激动,父亲随声附和。我们都醉了,隔着书桌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父亲呆望天花板,很久才开口,他再三叮嘱我不要出门乱说,免招杀身之祸。由于酒精的作用,父子第一次结成政治同盟。 一九七二年春节,全家在北京团聚。我把《你好,百花山》一诗的初稿拿给父亲看。没想到他责令我马上烧掉,其中一句“绿色的阳光在缝隙里流窜”把他吓坏了。我看见他眼中的恐惧,只好照办。我下了决心,此后再也不把自己的作品给他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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