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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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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一九六六年八月初,我搬到学校住。学生宿舍在学校东南角,与教研组小院毗邻,由两排相向的平房构成独立的小院。开间不等,上下铺,按数字排列,一律称为“斋”。我先住十三斋,后搬进六斋,一住两年多。学生宿舍本是为家远的同学提供的,趁“文革”之乱,没人管,大家纷纷搬进去。 由于顶棚相通且破败,隔墙有耳,易于小道消息的传播。每次生炉子起浓烟,邻居跟着一起咳嗽。“文革”前,每晚十点熄灯,提前十分钟响预备铃。宿舍小院离厕所较远,由于是男校,毫无顾忌,住宿生纷纷冲出来,在下水池或树旁撒尿。宿舍小院永远飘散着浓烈的尿臊味儿。学生辅导员禹启中,每天晚上差十分十点来小院检查,一时奏效,传为“大禹治尿”的佳话。 和我同宿舍的Z是干部子弟,他爱吹牛,好色,说话幽默,是个挺好玩的伙伴。一九六六年八月底,有天晚上,他说刚抓来个本地流氓,关在地下室,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出于好奇跟他去了,蹲在地下室窗外,向里窥视。 那天由Z主审,两个穿军装的“老兵”充当打手。那“流氓”光着上身,跪在地上。Z厉声问了一句,他含糊其辞,一个打手抡起粗铁链,哗啦抽在他肩上,顿时留下道深深的血印。待铁链再次抡起,Z赶紧拦住……实在看不下去,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半夜Z回来了,有点儿兴奋有点儿得意,问我观感,我把话题岔开。由于他属于那残酷的一幕,我和他渐渐疏远了。不久我从十三斋搬到六斋。 “文革”期间,学校宿舍的流动性很大。一九六七年春,六斋搬进来个新住户刘源,他父亲已成为前国家主席。他住上铺,郁郁寡欢,平时只是回来睡觉。我们讲鬼故事时,他也支着耳朵听。一个多月后,他又神秘地消失了。 讲鬼故事要先关灯,同时需要特殊音响效果。比如口头音乐伴奏,并事先备好破脸盆,关键处扔出去,或索性推出护床板。一惊一乍,连讲鬼故事的都吓得半死。这几乎是每天睡觉前的保留节目。 食堂伙食太差,趁夜色,我们去偷食堂的白菜和煤,给自己做饭。更有甚者,由于冬天教室不生火,来学校的同学纷纷到六斋取暖,但要投足硬币才给开门。他们跺脚诅咒,但冰天雪地,没辙,只好留下买路钱。我们还到处收集书报,卖给废品收购站。眼见着玻璃瓶的硬币快满了,我们摩拳擦掌,先订菜单,再采购,大快朵颐,最后撑得走不动道儿。 七 北京四中既是“贵族”学校,又是平民学校。这其间有一种内在的分裂,这分裂本来不怎么明显,或许被刻意掩盖了,而“文革”把它推向极端,变成鸿沟。 学校只有一栋二层教学楼,条件极差,冬天没暖气,天一冷就要安装煤球炉。家境贫寒的子弟多自备午饭,铝饭盒装在网袋中,课间休息送到食堂的大蒸锅熥热。有的同学图省事,索性放在煤球炉台上,课堂上飘荡各种混杂的香味。 再说食堂,每天伙食费是三毛三,主食一毛六。食堂大,能容下几百号人。每桌十人,自由组合,没椅子,直立就餐。大师傅用木杠抬着大木桶进来,引起一阵激动——那些年轻的胃。各桌派代表用两个脸盆排队。一个脸盆盛主食,一个盛菜。校长杨滨发现营养标准不够,提出把伙食费加到每天四毛,即隔天加个有肉的甲菜,竟有一多半学生没有响应,可见平均家境之贫寒。这在“文革”成了杨滨搞修正主义和挑动学生分裂的罪名之一。 那正是发育期,到处是带酸味的饥饿感。有学生贴出大字报:“两个窝头夸好饭,一行长队上青天,窗含师傅丰脸笑,门泊学生瘦骨寒。” “文革”爆发后,停课串联,食堂秩序被打乱。而学校规定,只能退主食的伙食费,每天一毛六。一凡告诉我,有一回去食堂小窗口退饭票,排他前面的是刘源,为退伙食费跟食堂管理员刘庆丰争了几句,遭到断然拒绝:“不行,开了证明再来。”弄得他面红耳赤,悻悻而去。而刘庆丰后来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揪出来,跳河自杀了。 人世沧桑,公子落难,这本是个老掉牙的故事。后听说他发迹了,但愿没忘掉当年的落魄感,能多替老百姓着想。 八 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我自制了个小木箱,用红漆写上“把毛主席的话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这小木箱刚好装进四卷“毛选”。随后我到积水潭医院去看望父亲。他写标语时从梯子上掉下来,摔断右手腕。我没带水果或营养品,只带来一个毛主席半身塑像,放在床头柜上。 由于搞到一张介绍信,我们六个平民出身的同班同学,决定一起去全国串联。到医院看望父亲的第二天,我背着装“毛选”的小木箱上路了。 十一月初回到北京,形势大变,由于对“血统论”的批判,彻底动摇了老红卫兵的统治地位。以平民子弟为主的各种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包括我们班成立的“红峰”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开春,校内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新四中公社”。北京中学分成“四三派”和“四四派”,“新四中公社”属于“四三派”。发表在《四三战报》上的《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提出“实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打碎特权阶层”。由此可见,在派系斗争的混乱背后,有着理性的政治与社会诉求。作者张祥龙后来成了我的好朋友,他哥哥张祥平是“新四中公社”的笔杆子。 二〇〇七年是北京四中的百年校庆,据说搞得轰轰烈烈。我不知道,我的母校到底应该庆祝什么?据说老校长刘铁岭在庆典仪式上致辞,想必依旧声音洪亮。我不禁想起一九六六年那个夏日,他和被批斗的老师一起唱《鬼见愁战歌》的情景。 九 “告诉你们,要是你们六斋丢了东西,就是我张育海干的。”我隔着小窗模糊的玻璃向外望去,只见他瘦高挑儿,背着破书包,双手叉腰,几颗青春痘随着嘶喊在脸上跳跃。我回应说一凡不在,他这才骂骂咧咧走开。自打他勾上一凡,六斋从此不得安宁,大家嫌他痞,劝一凡少跟他来往。 他所在的高二二与我们高一五两班关系非同一般。除了同属“新四中公社”并共享六斋外,主要还是臭味相投——反主流意识,即使卷入革命浪潮仍持某种戏谑态度。按张育海的说法:“政治充满了戏剧性,戏剧充满了政治性。” 要说他可是正牌好学生。学校曾实行免修制度,通过免修考试者可在自修室自学。期中数学考试,他用了不到一半时间就交了卷还得了满分,除了数学还免修英文。 “文革”期间,他主持数学改革研讨会,连特级教师张子谔都来了。他反客为主,在黑板上纵横勾连,眉飞色舞。若无社会巨变,他本来是块当教授的料。 除了功课好,打篮球、游泳、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尤其那口哨吹得一绝——只见他嘴唇嘬圆,用两腮每块肌肉控制气流,悠悠一曲穿天入地。一问,才知是比才的《牧歌》。后来一听这曲子就会想起那口哨。 他在家排行老四,上有仨哥。其父留英回国,因车祸多年前身亡。母亲在大学图书馆工作,独自把他们拉扯大了。 张育海最忍受不了的就是平庸。提起一个有望升官的同学,“将来嘛,他会过得很殷实,不到四十岁就秃顶”,边说他边模仿那干部派头:懒洋洋陷在沙发里,俩拇指在肚皮前交叉转动。 这高二二能量大,居然一下办了两份报纸。一份是牟志京主编的《中学文革报》,发表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另一份是张育海和几个同学办的《只把春来报》。这报名是他起的,用毛泽东诗句一语双关。第二期发表了他写的《论出身》,与遇罗克的《出身论》相呼应。相比之下,《中学文革报》影响大得多,波及全国,《只把春来报》也跟着沾光。我帮他们卖过报,沿街叫卖。人们一听是四中办的,又和出身有关,争相抢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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