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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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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山 §一 今年夏天我在德国,住在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名叫“孤独”的城堡里。在此期间,我跟我的德文译者顾彬(Wolfgang Kubin)去柏林和慕尼黑朗诵。从慕尼黑回来的路上,我们去他弟弟家做客。丁克尔斯比尔(Dinkelsbuhl)是座古老的小镇,沿老房子上标明的建筑年号一直可追溯到中世纪。他弟弟一家住在小镇边上。附近的池塘野鸭嘎嘎叫着,有力地扇动翅膀,似乎想挣脱这近乎黏稠的宁静。顾彬的弟弟是医院的麻醉师,从早到晚奔波于麻醉与清醒之间,他太太代表了那个清醒的世界——家庭。 顾彬是那种不知疲倦的人,刚放下行李,就拉我出去散步。每回跟他出门我都犯怵。那哪儿是什么散步,完全是一种德国式的急行军,我得紧追慢赶,才能跟上他的速度。城墙荒草瑟瑟,有木梯石栈钩连。我只听见自己风箱般的喘息和怦怦心跳。顾彬话不多,皱着眉头大踏步前进。他坚持要带我去看一个中世纪刽子手的故居,据说当年几乎每个城镇都供养这么个职业刽子手。我们爬上爬下,拐弯抹角,足足找了一个多钟头。我两腿发软,差点儿就要在找到刽子手之前求饶了。 我认识顾彬是一九八一年九月,在友谊宾馆。杜博妮请我们到她家吃晚饭,她丈夫给我们斟上香港带来的“金门高粱”。顾彬第二天就要离开北京了。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是模糊的。只记得他的笑容很特别,如同一个疲倦的人在镜子前无奈的自嘲。一九八二年早春,我们又在颐和园后湖见面了。记得那天我没睡好觉,又忘了刮胡子,浑身不自在,好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顾彬掏出个德国微型相机对准我。我觉得我们俩之间竟有点儿像,都不爱说话。他那天心不在焉,眯缝着眼,大概湖水的反光让他分心。他长我四岁,我们那时还年轻。 那是顾彬刚完成他的教授资格论文《空山》不久。他在大学涉猎甚广,包括哲学、日耳曼学和汉学,但他主修的是神学,本来顺理成章顾彬该做牧师的。我最近读了《空山》一书的中译本《中国文人的自然观》。在此书的序言中,平日沉默寡言的顾彬终于给了我们一点线索:一九六七年底,李白的那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成了他告别福音新教而转向汉学研究的诱因。如果一个人因一首诗而改变一生,其中必有某种神秘的召唤,且多半来自于血液中。 顾彬生在德国北方的策勒(Celle),祖先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他父亲是柏林人,母亲维也纳人。父母相识后搬到他祖母的老家策勒去。虽然同属于日耳曼种,但维也纳人很不一样,多愁善感,所以能产生像特拉克尔(Georg Trakl)和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这样的大诗人。八五年夏天,我头一次跟顾彬从柏林去维也纳。这旅行是从他父亲这边出发,到达他母亲那边,带有某种血缘考察性质。柏林的刻板和维也纳的闲散恰成对比。我们坐有轨电车,哐当当穿过中午昏睡的街区;去维也纳森林散步,在弗洛伊德对朋友说“梦将解释一切”的地方驻足;晚上到郊区贝多芬经常光顾的酒吧,喝刚酿出来的葡萄酒。在维也纳,连街头艺人演奏的约翰·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也与众不同,染上那儿特有的忧伤。 顾彬最喜欢带我去墓地。刚到维也纳,我就跟他拜访了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等大师,倾听那寂静的音乐。墓地本身是一种文化,包含了历史、宗教、建筑、语言等诸多方面。每块墓碑都会说话,主角消失了,故事并没有结束。进入墓地,顾彬脸上的线条变得柔和了,改变了平时行进的节奏,忽快忽慢,在墓地中徘徊。他皱着眉头读完碑文,扭头走开。我真跟他在墓地学了不少东西,最重要的一条是体验死亡的宁静。 说实话,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李白那么首简单的诗,会让他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二 穗子警告我说:你可别把顾彬写得那么忧郁。你看,有人表面挺乐观的,结果扭头自杀了。我们顾彬看起来忧郁,但没事儿……我表示完全同意。穗子是顾彬的夫人,她原来在北京图书馆工作。顾彬去那儿,为刚完成初稿的《空山》查找补充资料,由穗子和另一个工作人员接待。一回生二回熟,这位平日目不斜视的德国准牧师直奔穗子办公室,兜里揣着两张《阿Q正传》的话剧票,惴惴然,到了也没敢把票掏出来,只好单独跟阿Q约会。人跟人的化学反应真是奇妙,酸碱中和——正好穗子话多,填补了顾彬那沉默的深渊。不,顾彬纠正我说,是穗子的梦多。 当年顾彬常来北京,骑辆破自行车满城飞。凭他那体力,要是有便衣跟踪,肯定累得半死。他告诉我,他在图书馆有个恋人,但不是书。那阵子涉外婚姻还是有麻烦,约会好像打游击,出没不定,更添了层浪漫色彩。 记忆除了不可靠外,更奇怪的是它的随意性,比如,为什么单挑某个细节而放弃别的?那么在当事人之间,记忆能在多大程度上重合呢?顾城死后,顾彬写了一篇文章《片段》: 我跟顾城的第一次见面该是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天晚上,北岛来到天安门的国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骑车一会儿就到了他的住所:几个人在包饺子,北岛的妻子、画家邵飞,我记得颇清楚,还有顾城,但另一个是谁,就不大真切,或许是谢烨?北岛去帮忙干活,顾城和我便坐在一张沙发上,开始了我们的第一次谈话…… 我还是为顾彬的记忆感到吃惊。他好像个巫师,用魔法召回某个苍茫暮色中众多的细节。我们住在崇文门西打磨厂街,离天安门很近。为什么选在国旗下?大概那是全北京最明显的标志了。那天黑得早,空气冰凉。我以一个酒鬼的敏锐,注意到挂在他车把塑料袋里的半打丹麦嘉士伯啤酒(肯定是友谊商店买的)。趁夜色,我带他匆匆穿过五进院,一股冬储大白菜的霉烂味道。把车支在家门口,推门,灯火辉煌(和外面的黑暗相比)。我们家并无长沙发,顾彬顾城对坐在两张包红布的小沙发上。起初顾城像个胆小的动物,怯生生的。顾彬一口流利的中文是个鼓励,他开始谈“文革”,谈法布尔的《昆虫记》,口若悬河,一发不可收拾。那天谢烨肯定在,她一边包饺子,一边赞许地看着顾城。那天除了丹麦啤酒,我还跟顾彬干了好几杯“衡水老白干”…… 一九八九年后我在北欧漂泊,常到波恩去看顾彬,他总是用白酒款待我。顾彬会做一种麻辣豆腐汤,热气腾腾的。我和顾彬相对无言,频频干杯。这时候好心肠的穗子插进来,她担心我有一天流浪结束回国找不到工作。她建议我学开车,将来当个出租车司机,要不好好学英文,当个导游什么的。 顾彬穗子两口子在编一本名叫《袖珍汉学》的德文杂志,忙得天昏地暗。而大学图书馆的经费有限,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买书订刊物。他们住处的空间越来越小,书越来越多,铺天盖地,洪流般席卷一切,最后涌向楼道。我就睡在书堆中,跟那些书一起做梦,硌得我腰酸腿疼。 顾彬是个真正的清教徒,虽然既有老婆又喝酒,我的意思是指他对自己苛求到了极点。不管睡得多晚,第二天早上六点钟他肯定坐在桌前写作备课。他扛着箱子送我去火车站,累得呼哧带喘,但从来不叫出租车。更别提散步了,他用儿童车推着儿子大踏步前进,害得我一溜小跑。我才知道什么是苦尽甜来:在这长途跋涉的尽头,我们坐在莱茵河畔的酒吧喝啤酒,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后来他连酒也戒了,只喝牛奶,为了有更多的力气著书立说,养家糊口。他和前妻有一女,正读大学,穗子又生了两个男孩,嗷嗷待哺。租了多年的单元被书占领,只能上资本主义的圈套:分期付款买房子。一个教授的工资紧巴巴的。可惜再到他家,我只能自酌自饮,十分无趣。喝得醉眼蒙眬,见顾彬又去噼噼啪啪打字,无奈,长叹一声,便倒头昏然睡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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