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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五

  我站在米内克餐厅(Mlýnec Restaurant)的落地窗前,灯火闪烁的查尔斯桥近在咫尺。这个咖啡厅过分奢华,有一股暴发户的味道。我在读一本英文版的书《弗朗兹·卡夫卡与布拉格》。作者哈若德·萨弗尔纳(Harald Safellner)。书的背面引了卡夫卡的朋友约翰内斯·乌兹迪尔(Johannes Urzidil)的话:“卡夫卡就是布拉格,布拉格就是卡夫卡。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像卡夫卡一生中那个全面而典型的布拉格。我们,他的朋友们,‘幸福的一小撮’……我们知道布拉格被包含在他作品那些最小的量子之中。”

  布拉格作家节进展顺利。作家一个个上台下台,听众掌声起落,剧场挤得满满的又一下子空荡荡。如果卡夫卡还活着,一定会觉得作家节是件可笑的事,说不定会为此写部小说呢。今天整个的活动就叫“布拉格”,都是捷克作家,除了我,晚上我和捷克小说家斯克沃瑞基同台朗诵。我怎么被归入捷克作家的行列?这是迈克的主意。他告诉我,他原计划是安排我和哈维尔一起朗诵。为此他前往总统府,而哈维尔的顾问借口不懂英文把他打发走了。后来有人对他说:“你疯了?怎么能让捷克总统跟一个诗人一起朗诵?”

  下午在国家电台接受采访时,主播人告诉我,一九六八年苏联军队占领布拉格后,我们所在的这个第九号播音室由于位置偏僻,仍在发出反抗的声音。俄国人花了两天的工夫,最后才找到这儿。

  今天晚上座无虚席,听众是冲着斯克沃瑞基来的,他在捷克比米兰·昆德拉名气大得多。一九六八年苏军入侵后不久,斯克沃瑞基流亡到加拿大多伦多,在大学教书,并协助他太太办了一家“六八出版社”,专门出版在捷克的禁书。一个捷克学者告诉我,斯克沃瑞基流亡后,为捷克做了重要贡献;而米兰·昆德拉根本瞧不起他的祖国,自认为是法国人。

  斯克沃瑞基得了重感冒,坐在后台,不停喝白兰地。他对我说,他老了,不适合长途旅行。他上了台,一边喝白兰地,一边先用母语后用英文朗诵他的小说《低音萨克斯管》(Bass Saxophone)。掌声雷动,有人高叫着什么,捷克人在向他们的英雄致敬。下半场轮到我,先由迈克讲几句话。他像鸟一样闭上眼睛,似乎在回想往事。

  昨天晚上跟苏珊·桑塔格“约会”,没想到还成了事件,传得沸沸扬扬。苏珊的名气太大,又冷若冰霜,更罩上层神秘色彩。摄影师若萨诺让我帮他说情,给他个拍照的机会;瑞典使馆的二秘让(Jan)托我转交名片致以崇高敬意,说他是苏珊多年的崇拜者。我带着重要使命,在她下榻的旅馆大厅等候。九点四十,苏珊才从电视台接受采访回来。“哎,这些愚蠢的问题,真是折磨人。走吧,我饿坏了。”

  我们坐出租车去一家名叫“中国城”的饭馆。我发现司机不开计价表,并在城里兜圈子。到了目的地,他要价比应有的高三倍。我示意让苏珊先下车,把要价的一半塞给他。他用捷克语破口大骂,好在听不懂,否则非得打一架不可。

  在餐桌上,我转达了意大利人的请求和瑞典人的致意。苏珊接过名片,叹了口气说,每回我接受邀请时,总是忘了那些没完没了的媒体。提起哈维尔,苏珊说捷克很多人都在批评他,而她总是为他辩护。上次她来布拉格,哈维尔请她单独到一家饭馆吃饭,旁边坐着几个保镖。她真想问哈维尔一些真实想法。

  “你知道,那样的场合,我问不出口。”苏珊说。

  “让我最不理解的是,”我说,“作为作家,怎么可能忍受这样的生活?那比监狱强不到哪儿去。比如,他再不可能在街上散步,跟普通人聊天了。”

  午夜时分,我们走在繁华的大街上,代表西方世界的霓虹灯跟布拉格之夜调情。苏珊突然说:“是啊,没人再想恢复旧制度,可难道要的就是这种‘空洞’(emptiness)吗?”我建议再去喝一杯。拐进酒吧,要了两杯啤酒,我们东拉西扯,都是家常。我说起我女儿、美国的学校和青少年问题;苏珊说起她的学历史的儿子——她在世界上最好的朋友。

  送苏珊回旅馆,布拉格的街灯让我们迷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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