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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艾伦·金斯堡

  §一

  艾伦得意地对我说:“看,我这件西服五块钱,皮鞋三块,衬衣两块,领带一块,都是二手货,只有我的诗是一手的。”

  提起艾伦·金斯堡,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这位美国的“垮掉一代”之父,自五十年代因朗诵他的长诗《嚎叫》一举成名,成为反主流文化的英雄。他在六十到七十年代席卷美国的反越战抗议浪潮和左翼造反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他,这半个世纪的美国历史就会像一本缺页的书,难以卒读。

  我和艾伦是一九八四年认识的,当时他随美国作家代表团第一次到中国访问。在我的英译者杜博妮(Bonnie McDougall)的安排下,我们在他下榻的旅馆秘密见面,在场的还有他的亲密战友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说起来我是“有问题的人”,是正在进行中的“反精神污染运动”的重点审查对象,被停职反省。我对那次见面的印象并不太好: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诗歌所知甚少,让他们感兴趣的似乎是我的持不同政见的色彩。

  再次见到艾伦是四年以后,我到纽约参加由他组织的中国诗歌节。刚到艾伦就请我和邵飞在一家日本餐馆吃晚饭。作陪的艾未未用中文对我说:“宰他丫的,这个犹太小气鬼。”我不知他和艾伦有什么过节。对我,艾伦彬彬有礼,慷慨付账,并送给我一条二手的领带作纪念。但在席间他明显地忽视了邵飞。都知道他是个同性恋,谁也没在意。赞助那次诗歌节的是纽约的浴帘大王——一个肥胖而傲慢的老女人,动作迟缓,但挺有派头。据说艾伦的很多活动经费都是她从浴帘后变出来的。艾伦总是亦步亦趋、点头哈腰地跟在老太太身后,像个贴身仆人,不时朝我挤挤眼。我真没想到,这家伙竟有这般能屈能伸的本事。

  此后见面机会多了,开始熟络起来。九〇年夏天,我们在汉城举办的世界诗歌大会上相遇。艾伦总是衣冠楚楚(虽然都是二手货),跟那些朝鲜的官员谈释放政治犯,谈人权。让组织者既头疼又没辙:他太有名了。在官方的宴会上,大小官员都慕名而来,跟他合影留念。艾伦总是拉上我,躲都躲不开。有一回,一个地位显赫的官员,突然发现我正和他们分享荣耀,马上把我推开。我从来没见过艾伦发这么大脾气,他对着那个官员跳着脚大骂:“你这个狗娘养的!你他妈知道吗?这是我的好朋友!中国诗人!”官员只好赔礼道歉,硬拉着我一起照相,让我哭笑不得。再碰上这样的场合,我尽量躲他远点儿。

  我问艾伦为什么总是打领带。他的理由很简单:其一,他得和那些政客谈人权;再者呢,他狡猾一笑,说:“不打领带,我男朋友的父母就会不喜欢我。”

  在汉城,会开得无聊,我们俩常出去闲逛。他拿着微型照相机,像个间谍到处偷拍,一会儿对着路人的脚步,一会儿对着树梢的乌鸦,一会儿对着小贩做广告的粘满蟑螂的胶纸。走累了,我们在路边的草地上歇脚,他教我打坐。他信喇嘛教,最大的愿望是有一天能去西藏。饿了,钻进一家小饭馆,我们随意点些可口的小吃。渴了,想喝杯茶,却怎么也说不清楚。我干脆用食指在案板上写下来,有不少朝鲜人懂汉字。老板似乎明白了,连忙去打电话。我们慌忙拦住:喝茶干吗打电话?莫非误以为我们要找妓女?但实在太渴了,我们又去比画,做饮茶状。老板又拿起电话,吓得我们撒腿就跑。

  晚上,我们来到汉城市中心的夜总会。这里陪舞女郎缠着艾伦不放。没待上十分钟,他死活拉着我出来,说:“我应该告诉她们,我是个同性恋。”我们迎面碰上一群美国留学生。他们一眼认出了艾伦:“嗨!你是金斯堡?”“我是,”艾伦马上问,“这附近有没有同性恋俱乐部?”众人大笑。其中一个小伙子为他指路。但我声明绝不进去,艾伦在门外转了一圈,只好作罢。

  艾伦很念旧。在纽约他那狭小的公寓里,他给我放当年和《在路上》的作者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一起喝酒聊天的录音,脸上露出悲哀。他讲起凯鲁亚克,讲起友谊、争吵和死亡。他叹息道:“我那么多朋友都死了,死于酗酒、吸毒。”我告诉他,我们青年时代为《在路上》着魔,甚至有人能大段大段地背诵。让我感动的是,他和死者和平共处,似乎继续着多年前的交谈。我甚至可以想象,他独坐家中,反复听着录音带,看暮色爬进窗户。

  前车之鉴,艾伦不吸烟不喝酒,除了偶尔有个把男朋友,他过着近乎清教徒的生活。但他是个真正的工作狂。他最忙的时候雇了三个半秘书。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给艾伦安排活动。艾伦反过来对我说:“我得拼命干,要不然谁来养活他们?”这纯粹是资本家的逻辑。艾伦告诉我,他是布鲁克林学院的终身教授,薪水不错,占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另外版税和朗诵费占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来自他的摄影作品。和他混得最久的秘书鲍勃(Bob)跟我抱怨:“我是艾伦的脑子。他满世界应承,自己什么也记不住,最后都得我来收拾。”

  从艾伦朗诵中,仍能看到他年轻时骄傲和野蛮的力量。他的诗是为了朗诵的,不是为了看的。有一次在新泽西的诗歌节上,艾伦和我一起朗诵。他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他事先圈圈点点,改动词序。上了台,他就像疯狂的火车头吼叫着,向疯狂的听众奔去,把我孤单单地抛在那里。以后我再也不敢请他帮我读诗了。

  去年他过了七十岁生日。他身体不好,有心脏病、糖尿病。医生劝他不要出门旅行。最近他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常梦见那些死去的朋友,他们和他谈论死亡。他老了。我想起他的长诗《嚎叫》里的头一句:“我看见这一代精英被疯狂毁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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