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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在我印象中,冯伯伯是个不善表达感情的人,没想到他在这篇短文中竟如此感伤,通过一幅画写尽人世的沧桑。一个记者前几年采访冯伯伯。据他记载,他最后问道:“你能简单地用几句话总结你的一生吗?”冯亦代沉沉地说:“用不了几句话,用一个字就够了——难。”末了,老人突然怆然泪下。

  我们不妨细读这篇短文中的一段:“解放了,我到北京工作,这幅画却没有带来;总觉得这幅画面与当时四周的气氛不相合拍似的。因为解放了,周围已没有落寞之感,一切都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但是曾几何时,我又怀恋起这幅画来了。似乎人就像是这束向日葵,即使在落日的余晖里,都拼命要抓住这逐渐远去的夕阳。”这种内心的转折,反映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

  冯亦代于一九四一年离开香港前往重庆,临行前曾受乔冠华嘱托。到重庆后,他对左翼戏剧电影业帮助很大,并资助那些进步的文化人士。到了迟暮之年,记者在采访中问及那些往事。“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他沉默了半天,又说:“我做的事都是党让我做的,一些党内的事是不可以公开的。做得不对是我能力有限,是我的责任,但是一开始都是党交给的工作。我只能讲到此为止。”黄宗英逗着问他:“总能透点风吧。”他断然地说:“连老婆也不能讲。”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种事是可笑的,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连国家档案局的资料都解密了,还能真有什么秘密可言?我想冯伯伯说的不是别的,而是他在青年时代对革命的承诺:士为知己者死。

  据冯伯伯的女儿冯陶回忆:“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周恩来让胡乔木到南方去搜罗知识分子支持中央政府,爸爸和我们全家就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到了北京之后忙得不得了,根本见不着他们……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们意气风发的时候,因为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希望建立这样的国家。后来爸爸调到了外文出版社,没过多久,就开始了反右运动,爸爸也是外文社第一个被打成右派的。”

  据说在北京市民盟的整风会上,大家都急着把帽子抛出去,免得自己倒霉。而这顶右派帽子怎么就偏偏落到他头上了?依我看,这无疑和冯伯伯的性格有关。首先人家让他提意见,他义不容辞;等轮到分配帽子时,他又不便推托,只好留给自己受用。这和他所说的“有些事到死也不能讲”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冯伯伯跟我父亲早在重庆就认识了,他们同在中央信托局,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而冯伯伯是中央信托局造币厂副厂长。那时的文艺界都管他叫“冯二哥”,但谁也闹不清这称号的出处。据说,他仗义疏财,“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凡是在餐馆请客都是他“埋单”。要说这也在情理之中,和众多穷文人在一起,谁让他是印钞票的呢?

  据说到了晚年,冯伯伯卧床不起,黄宗英向他通报刚收到的一笔稿费,冯伯伯问了问数目,然后用大拇指一比画,说:“请客。”

  “文革”中,冯伯伯除了“美蒋特务”“死不改悔的右派”等罪名外,还有一条是“二流堂黑干将”。关于“二流堂”,冯伯伯后来回忆道:“香港沦陷后,从香港撤退的大批进步文化人汇聚重庆。首先见到夏衍,他住黄桷垭口朋友家里。不久夏衍夫人亦来。唐瑜便在山坡处另建一所三开间房子,人称‘二流堂’。重庆的文化人经常来这里喝茶、会友、商谈工作。”

  郭沫若戏称的“二流堂”,不过是个文人相聚的沙龙而已。同是天涯沦落人,杯光斛影,一时多少豪情!但只要想想暗中那些“到死也不能讲”的事,为杯中酒留下多少阴影。既然堂中无大哥,这仗义疏财的“冯二哥”自然成了头头,再加上“到死也不能讲”的事,赶上“文革”,可如何是好?他必然要经历革命逻辑及其所有悖论的考验。他回忆道:“‘文革’时我最初也想不通。一周之间,牙齿全部动摇,就医结果,十天之内,拔尽了上下牙齿,成为‘无齿’之徒。”

  一个人首先要看他是怎么起步的,这几乎决定了他的一生。冯伯伯当年也是个文学青年,居然也写过新诗。说起文学生涯的开端,他总是提到戴望舒。一九三八年二月,他在香港《星岛日报》编辑部认识戴望舒。戴望舒对他说:“你的稿子我都看过了。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的那篇小说译完,不过你写的诗大部分是模仿的,没有新意,不是从古典作品里来的,便是从外国来的,也有从我这儿来的。我说句直率的话,你成不了诗人。但是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

  §三

  七十年代末,听风楼终于装上了电话,那是个现代化的信号,忙的信号,开放与拒绝的信号。冯伯伯从此成了大忙人,社会活动越来越多。我再按往日的习惯去敲门,往往扑空,只能跟冯妈妈拉拉家常。

  《世界文学》要复刊了,这就等于给一棵眼见着快蔫了的植物找到了花盆。冯伯伯喜形于色,郑重宣布《世界文学》请他翻译一篇毛姆的中篇小说,发在复刊号上。但毕竟手艺生疏了,得意之余又有点儿含糊。他最后想出个高招,请一帮文学青年前来助阵,也包括我。他向我们朗读刚译好的初稿,请大家逐字逐句发表意见,为了让译文更顺畅更口语化。一连好几个周末,我们聚在冯伯伯的狭小的客厅里,欢声笑语,好像过节一样。我们常为某个词争得脸红脖子粗,冯妈妈握着放大镜对准大词典,帮他锁定确切的含义。最后当然由冯伯伯拍板,只见他抽烟斗望着天花板,沉吟良久,最后说:“让我再想想。”

  像冯伯伯这样的大翻译家,居然在自己的领地如履薄冰。他常被一个词卡住而苦恼数日,最终顿悟有如天助一般,让他欣喜若狂。再看看如今那些批量生产的商业化文学翻译产品,就气不打一处来。

  而冯伯伯在百忙中并没忘掉我,他把我介绍给筹建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阎明复。我参加了翻译资格考试,居然考中了,但最终还是没调成。随后他又把我介绍到刚复刊的《新观察》杂志社,试用了一阵,我成了文艺组的编辑。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某个下午,我匆匆赶到听风楼,冯伯伯刚好在家。我拿出即将问世的《今天》创刊号封面,问他“今天”这个词的英译。他两眼放光,猛嘬烟斗,一时看不清他的脸。他不同意我把“今天”译成Today,认为太一般。他找来英汉大词典,再和冯妈妈商量,建议我译成The Moment,意思是此刻、当今。我没想到冯伯伯比我们更有紧迫感,更注重历史的转折时刻。于是在《今天》创刊号封面上出现的是冯伯伯对时间的阐释:The Moment。

  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Tomas Tranströmer)的诗句:“我受雇于一个伟大的记忆。”记忆有如迷宫,打开一道门就会出现另一道门。说实话,关于为《今天》命名的这一重要细节早让我忘掉了。有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冯伯伯握烟斗的照片,触目惊心,让我联想到人生中的此刻。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此刻,而这个此刻的门槛在不断移动。说到底,个人的此刻也许微不足道,但在某一点上,若与历史契机接通,就像短路一样闪出火花。我昨天去超市买菜,把车停好,脚落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走动,突然想到二十七年前的这一幕:The Moment。是啊,我多想看清冯伯伯那沉在烟雾中的表情。

  恰好就在此刻,冯伯伯和他的朋友们正筹划另一份杂志《读书》。这份杂志对今后几十年中国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该怎么说都不过分。尽管《读书》和《今天》走过的道路不同,但它们却来自同一历史转折点。

  回想八十年代,真可谓轰轰烈烈,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里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八十年代初,我成家了,搬离三不老大院。此后和冯伯伯的见面机会越来越少,却总是把他卷进各种旋涡中。大概正是那个夜晚的同谋关系,他没说过不,事后也从不抱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新观察》,发表了冯伯伯为“星星画展事件”写的文章,慷慨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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