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六年八月

元祐六年八月(1)

　　八月戊子朔，知开封府范百禄转对，言三事。其一曰：“臣伏惟二圣临御以来，朝廷清明，海内乂安。边隅弭兵革之灾，田里无狗吠之警，耋老倪稚，咸乐其生，德之休明，古治何远。原其所以，诚由举措施设，率循祖宗典故而然，人无智愚，莫不共知此说。丰功美实，何可殚陈，独有视学之行，缺而未举。臣伏见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是岁二月、四年四月，太宗皇帝端拱元年八月、淳化五年十一月，真宗皇帝咸平二年七月，皆幸国子监。仁宗皇帝天圣二年八月己卯，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召从臣升讲堂，令直讲马龟符说论语一篇，赐龟符三品服。恭惟祖宗隆儒师古，躬化天下之意如此。今陛下天纵将圣，日进于道，光明缉熙，体合自然，圣学之积可谓勤矣。然方领矩步之士，挟书观光者，四方万里竭蹶而来，游于京师，分处庠序，未尝一闻銮舆之音，而望属车之尘。意者陛下专事讲筵，游心经史，而祖宗以来至天圣故事，犹有未遑暇及者乎？臣愚欲望陛下特诏有司，检举祖宗视学故事，以待万机之暇，而赐临观焉。令耆儒博士横经进说，以示天下文明之化，岂不盛哉！伏惟圣慈留察，恕其狂僭，天下幸甚。”贴黄：“礼记文王世子曰：‘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注：‘使有司摄其事，举常礼，祭先师先圣，不亲祭之者，视学观礼耳，非为彼报也。’”

　　其二曰：“臣闻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诏：‘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翰林学士及文班常参官转对，并须指陈时政得失，朝廷急务，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咸采访以闻。事有要切者，许非时诣阙上章，不得须候次对。’既又命尚书省集官议，其可行者则行之。为民求治之心，可谓至矣。真宗皇帝诏有司录转对章疏一本留中，听言择善之意可谓勤矣。祖宗之于转对，其勤且至也如此。今一岁之中，视朝有数，臣僚当转对者，每次二员，凡不过十余人。借使人悉知言，言皆见用，亦不过十数事耳。臣窃惟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固常有太祖为民求治之心、真宗听言择善之志，然于此事，今昔有异，心迹未侔，补阙拾遗，必在旁通于众志，博览兼听，未能全美于前闻。臣虽甚愚，窃惜言路之未广，而惜人情之恬默，苟有所未闻，积为蔽塞。伏愿陛下法尧之询于众，蹈舜之取诸人，使四目尽明，庶言必达，则时政之得失可以周知，朝廷之急务能无小补，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必无壅于上闻，而有裨于圣德矣。孔子曰：‘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斯可谓民之父母。’苟不周咨于人言，则何以臻兹。伏望宸慈诏执事审议转对之制，率由太祖、真宗之旧章，则天下幸甚。”

　　其三曰：“臣伏以每岁四立及中央迎气于四郊，祀五帝，配以五神，国之大祀也。古者天子皆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虔恭从事，而导四时之和气焉。周官大宗伯之职曰：‘若王不与祭祀，则摄位。’此天子以亲之，而大宗伯摄行其事之明文也。二汉以来，公卿迎气四郊，见于史册。后世去古寖远，銮舆一出，兵卫扈从，经费从之，诚不可以数也。然而因仍故事，至于今兹，人情狃于苟安，礼意怠于沿袭，颓弊日积，翫为空文。每四立，季夏名曰大祀，比之中祀，其实不及。吏部所差三献，皆常参官，其余执事以至赞相之人，皆班卑品下，不得视中祀行事者之例。乃七月辛未立秋，西郊祀白帝，与同日西方岳镇海渎之祭是也。臣窃得之道听，以为岳渎八牢，而西郊止于四牢，膰胙差殊，审其如是，而望诚忱感通帝神歆止，不亦异乎！乞下礼部与太常寺官讲议，当改而新之。凡曰大祀，宜以公卿摄事，余皆重其所使，而必致其敬与礼焉，庶或飨之，以导致四时和气。诗曰‘昭事上帝’，又曰‘敬恭明神。’书之称曰‘恤祀’，又曰‘毖祀’，其戒曰‘谓祭无益’，又曰‘渎于祭祀’。盖神必敬尊而不可慢，祀宜谨恤而不可渎也。伏惟圣慈丁宁训饬而厘正，则国之祀典于是乎严矣。

　　臣蒙国厚恩，待罪内史，京师浩穰，日恐不逮，以烦吏议。比来侍从献替之职，荒落不修，诚惧亡以报称万一。今视朝转对，槩循故事，臣之愚忠尚冀有益毫发，不敢空为文饰，以应仪范而已。今所陈三事，皆祖宗典故，先王陈迹。幸太学，可以美文明之化；采众言，可以知天下之事；严大祀，可以臻上神之佑，而致四时之和。惟是刍荛，不以贱废，庶几尘路，或有补云。”

　　是日，御史中丞赵君锡、侍御史贾易奏疏论前知枢密院安焘不可复用。内降实封付三省。焘前以母丧去位，九月朔当除丧即告故也。（此据刘挚日记增入，闰八月八日乃进呈。）

　　同日，又以赵君锡论秦观疏付三省。刘挚私志其事云：

　　初，除观为正字，用君锡之荐，既而贾易诋观不检之罪。同日，君锡亦有一章曰：“臣前荐观，以其有文学，今始知其薄于行，愿寝前荐，罢观新命。臣妄荐观罪，不敢逃也。”观亦有状辞免。今日君锡之疏曰：“二十七日，观来见臣，言：‘贾御史之章云，邪人在位，引其党类。此意是倾中丞也。今贾之遗行如观者甚多，中丞何不急作一章论贾，则事可解。’观之倾险如此，乞下观吏究治之。缘臣与贾易二十六日弹观，才一夕而观尽得疏中意，此必有告之者。朝廷之上不密如此。观访臣既去，是日晚有王遹来，苏轼之亲也，自言轼遣见臣有二事，其一则言观者，公之所荐也，今反如此；其一则两浙灾伤如此，而贾易、杨畏乃言传者过当，欲令朝廷考虚实，朝廷从其奏。于是给事、两谏官论驳，以谓当听其赈恤，不可先以核实之旨恐之。夫台谏之言不同如此，中丞岂可不为一言？臣以为观与遹皆挟轼之威势，逼臣言事，欲离间风宪。臣僚皆云奸恶，乞属吏施行。”夫君锡之荐观也，非本知观也，未拜中丞时，观多与王巩游饮，君锡在焉，缘此习熟。既为中丞，巩迫令荐之。观，轼之客也。故凡不喜轼者，皆咎君锡及易，至亦以君锡荐观为非。会观有正字之除，易率先一章，君锡遂翻然首之。首观可也，今日之章似乎太甚。君锡与轼极相友善，兼所传言无他祷请，遽白之，朋友之道缺矣；不白之，于义未有害也。挚谓君锡深惜此举，议者以君锡为易所凌劫，至于如此云。

　　己丑，三省进呈纳后六礼仪制，宰臣吕大防等奏曰：“昨蒙宣谕礼官等奏，谓内有可行，有不可行。未审今来降出臣等裁定文字如何？”太皇太后曰：“卿等所定，已是得中可行。”大防等曰：“昨曾诰及勘婚一事，臣等寻于秘书省取索见行文字看详，多是民间俗礼，恐国家大礼难以尽依据。莫若择所系至重者，即回避其余，小有拘忌似可除去。若太拘忌，则恐近下臣僚家或有相当者，而门阙不相称，尤为不便。”太皇太后曰：“然此非小事，今若灭裂，异时或致论议，即追悔不及，须当详处。昨卿等曾言，欲于后族之家取索家状。近向家供到未有相当者，高家诸女少得合相法者，或有疾病未应采择者。亦乞早定议。”又云：“选后当以贤德为先，不在姿质。固知如此，然亦似不思。大凡人家女子，养于闺阁，贤与不贤，人安得悉知，选择之际，惟见门阀与人物耳。此事亦系其人之福力可胜。只如仁宗皇帝选纳光献日，一入宫中便定。当时亦不豫知其贤德，后来母仪妇道、辅佐功烈，绝超今古。虽是圣贤异禀，亦由仁宗圣明福德之所招感，岂人力也。英宗初为颍王纳妃，拣选近八十余家，最后向太后入见，英宗一见便称许。以今日事势言之，岂不由皇太后福厚所致！”大防等曰：“唯圣意裁择，早有定议，不胜大幸。”太皇太后曰：“固夙夜在怀也。”

　　御史台、太常寺言：“诸陪祀事官，祀前七日赴尚书省辨色，知班引百官至侍郎，次两省常侍以下，次节度使至副率，次御史台官，次侍从官，次一品、二品文官，次礼直官、引赞官分引执政官以上，各就位。掌莅誓戒如太常寺仪，读讫，协律郎、奉礼郎、太祝、郊社令、太官令先退，在位官皆再拜乃退。”从之。

　　户部言：“乞下陕西路转运司，将香药钞止得算给客人外，其在任官员等及公使库，并其余官司，并不得假作名目算钞。如违，并依官司以回易公使等钱收买贩卖盐引法。”从之。（新无。）

　　又言：“河东路都转运司奏请，一路条敕有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条，如本路州军和籴粮草等，诸县典押书手作弊，移减石束之类，其犯人并依二税条断遣，虽该赦降，更不原免。宁和桥窠坐兵士衷私差占役使，并科违制私罪，赦降去官不免。如此太重，并乞删去该赦降去官不原免之文。”从之。（新无。）

　　太子太保致仕李端愿卒，辍朝临奠，赙典加等，赠开府仪同三司，仍以旌旧为神道碑额。端愿，献穆公主子，好交喜名，所与游皆一时贤士大夫，故慨然数论天下事。晚得目疾，闻有时事，抵掌谈说，听者忘倦。（蔡确母邀驾事，在八月二十四日。）

　　左朝议大夫王彭为刑部郎中。

　　左朝请郎、礼部郎中、集贤校理崔公度为徐王府侍讲。

　　左朝请郎、秘阁校理、徐王府侍讲乔执中为徐王府翊善。

　　侍御史贾易言：

　　臣读唐史，见皇甫镈奸邪，阴结权幸，以求宰相。崔群数言其不可用，既而入对，语及开元、天宝事，群因推言其极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系所任。明皇初得姚崇、宋璟、卢怀慎，辅以道德，苏、李孜孜守正，则开元为治。其后远正士，昵小人，李林甫、杨国忠恃宠用邪，则天宝为乱。世谓禄山自范阳起兵是治乱分时，臣谓罢贤相张九龄，专任奸邪李林甫，则治乱固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系非小。”辞意激切，左右为之感动。惜乎如宪宗刚明，犹且不悟，卒相镈，以兆祸乱。臣愚伏思忠臣不顾其身，欲竭情尽智，以安宗社，而忠未必见信，终以为无补，可为恸哭。臣于今日遭遇圣明，擢臣于仇怨忌嫉弃捐之中，任以纪纲之地，是臣效死报国之秋也。然则何所顾避而不言乎？又况豺狼当路，将肆其毒，以害忠良，而启危乱者，臣虽朝弹暮黜，死无所恨，伏冀圣慈幸听而加省焉。

　　谨按尚书右丞苏辙，厚貌深情，险于山川，诐言殄行，甚于蛇豕。昔以制科召试，而程文谓不应格，仁宗顾其直言极谏之名，不欲罢黜，亦容滥进。其后，因与兄轼诽谤先帝，放斥于外。元祐之初，例蒙湔涤，擢任司谏。是时，亦尝妄言浚治城壕，发掘骸骨遍野，及差官检视，漫然无实。方二圣开广言路之初，示天下以不讳，幸免其罪。任中书舍人日，因吕陶狭邪观望，面欺同列，罢左司谏。辙当命辞，则密召吕陶至西省示之，相与出力，谋为排陷正直之计，人皆嫉之。然其善为诡谲，以谄交固党，至于用巧，得为御史中丞。于是肆其祸心，无所忌惮。所毁者，皆睚眦之怨；所誉者，皆朋比之私。以王觌为附蔡确，则恨其尝言苏轼讥毁祖宗。论者皆为王觌任谏官日，排击众邪，因以击确、缜、惇、璪，播在人口，至今为美谈。其言丰稷为非才，则怒其草王巩告辞，斥言中执法。辙言：“汝又上官均告辞，止曰言事失当，而不深诋之也。”论者皆谓稷之素履可为搢绅矜式，博学可为士人师仰。以范纯礼为无所建明，忿其封驳张耒不候朝参，先许供职，以苟俸给之事。论者皆谓纯礼此举深明朝廷典礼，可使臣下廉敬无违。此其挟私怨，蔑公义之大略也。间有劫其属官使言者，尤为非义，不可悉数。

　　陕西地界，识者皆知不与为是，辙则助其蜀党赵卨，徼幸私己之邪议，力非忧国经远之公言。进议张利一军帅，陛下察其不当，许将力陈，亦尝争之不得。而辙则乘其同列不平之隙，阴使秦观、王巩往来奔走，道达音旨，出力以逐许将，既而遂窃其位。义士扼腕，仁人切齿，为其背君父而营奸利也。知王巩有罪，而假托司马光方欲擢用之辞褒荐之，致误陛下擢任，旋复罢免，则其欺罔之迹不攻自破矣。

　　其兄轼，昔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窜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书于杨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换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从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置田极小事，何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踊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后于策题，又形讥毁，言者固常论之。及作吕大防左仆射麻制，尤更悖慢，其辞曰：“民亦劳止，庶臻康靖之期。”识者闻之，为之股栗。夫以熙宁、元丰之政，百官修职，庶事兴起。其间不幸，兴利之臣希冀功赏，不无掊刻，是乃治世之失，何至比于周厉王之时民劳、板、荡之诗，刺其乱也？

　　轼之为人，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以自异为不群。趋近利，昧远图，效小信，伤大道。其学本于战国纵横之术，真倾危之士也。先朝行免役，则以差役为良法。及陛下复行差法，轼则以免役为便民，至敢矫称先帝之意，欲用免役羡钱尽买天下附郭良田，以给役人。向使朝廷轻信而用之，则必召乱。赖言事者排其谬妄，圣明察见其倾邪，故斥其说而不用也。其在杭州，务以暴横立威，故决配税户颜章兄弟，皆无罪之人，今则渐蒙贷免矣。既而专为姑息，以邀小人之誉；兼设欺弊，以窃忠荩之名。如累年灾伤不过一二分，轼则张大其言，以甚于熙宁七八年之患。彼年饥馑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岂有更甚于此者。又尝建言以兴修水利者，皆为虚妄无实。而自为奏请浚治西湖，乞赐度牒，卖钱雇役，闻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插之类，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监司畏其强，无敢触其锋者，况敢检按其不法耶！今既召还，则盛引贪利小人，相与倡言圣眷隆厚，必求外补，非首相不可留也。原轼、辙之心，必欲兄弟专国，尽纳蜀人，分据要路，复聚群小，俾害忠良，不亦怀险诐，覆邦家之渐乎！

　　臣自被命以来，数使人以甘言诱臣者，或云轼深叹美，恨相知之晚。或云今之除授辙有力焉。而臣之朴愚，不喜诡随，不知为身谋，故漠然未尝答也。况蒙陛下天地大恩，未能捐糜以报万一。尝欲进忠若趋利，论政若诉冤，岂可见事亏圣德，政损清时，而惜身不言。仰屋叹息，是臣负陛下也。臣虽万死，无以塞责。惟不顾祸患，尽诚极论，旁忤幸臣，上犯圣旨，以此获罪，是陛下负臣也。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无所愧憾也。伏望圣慈览观用人得失，所系轻重，赫然发于睿断，特行斥免，天下幸甚。贴黄称：“神宗以不世出之资，励精求治，追迹二帝、三王之盛德，乐与贤人君子共立太平之基，而圣鉴高明，察知轼、辙奸险，用之必为天下患，故疏斥而不用。两人者，相与诽怨，无人臣礼。先帝以其文艺小才，犹且生全之。自元祐以来，寖历清显，盖非二圣一旦尊宠之特异于先帝也，臣固知有以误陛下聪明者。今其邪心悖志，见于事迹者如此，尚可忍乎？臣虽糜烂鼎镬，膏血鍖锧，不敢言也。”

　　又称：“轼、辙不仁，善谋奸利，交结左右，百巧多门。臣区区贱愚，激于忠义，列其邪恶，必有出力营救之者，臣独仰恃天日照临，无所回曲，庶几公义可申尔。”（此疏新、旧录俱无，据元祐章奏第一册增入。）

　　易以戊子朔奏疏，翌日，太皇太后封付吕大防、刘挚，且谕令未得遍示三省官。（此据吕大防家所藏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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