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五年八月(3)

元祐五年八月(3)

　　八月庚戌，龙图阁待制、枢密都承旨王岩叟、权兵部侍郎范纯礼为贺辽主生辰使，引进副使王舜封、庄宅使张佑副之；吏部郎中苏注、户部郎中刘昱为正旦使，供备库使郭宗颜、西京左藏库副使毕可济副之。岩叟以亲老、纯礼以病辞，改命中书舍人郑雍、权工部侍郎马默。默又以病辞，改命吏部侍郎、天章阁待制刘奉世。奉世复辞，又改命太仆卿林旦。最后，郭宗颜亦病，诏西头供奉官、閤门陆孝立代往。（二十四日，改命郑雍、马默；二十八日，又命刘奉世。九月一日，又命林旦。十月二十六日，又命陆孝立代郭宗颜。今并书。）

　　户部尚书梁焘、给事中朱光庭累乞外任，左谏议大夫刘安世乞宫观。诏以焘为龙图阁待制、知郑州，光庭为集贤殿修撰、知同州，安世为集贤殿修撰、提举崇福宫。光庭寻以妨嫌，改知亳州。（改亳州在二十二日，今并书。）

　　初，除安世中书舍人，安世言：“代言之任，素号才难，如臣空疏，实为虚受。而又向者屡曾论列邓温伯罪恶，不当复在朝廷，累月于今，未蒙开纳。方俟谴逐，乃叨迁陟，臣之自处，固已难安，盈廷公言，何可不畏？况臣久婴疾病，气体衰羸，已尝奏陈，乞一宫观差遣。伏望圣慈收还误恩，检会前奏，早赐俞允，以安愚分。所有告命，不敢祗受。”诏不许辞免。

　　安世又言：“臣待罪谏列，曾无善状，既有言责，义在尽忠，而自春迄今，论事不效，旋以疾病，久废职业，谓宜罢斥，以副清议，更蒙襃擢，实累政体。伏惟陛下黜陟多士，务存至公，任用群臣，不违所学，愿察孤危之志，俾全出处之宜。”又不许。

　　安世又言：“臣固执鄙陋，未即奉承者，其说有二：自昔台谏论事，必以邪正为先，盖君子小人消长之机，系天下国家治乱之本。臣论列温伯，至于累章，卒不能回，是为失职，固当罢免，以戒旷官，更被襃迁，重得罪于清议，此臣之所不敢也。舍人之任，实代王言，分押六房，预闻机务，非博学能文，达于政事者，孰宜为之？臣属辞非工，讷于应用，记闻衰落，不练旧章，一旦叨居，必速官谤，此臣之所不能也。既有所不敢，又有所不能，惟是二者，义难冒处。伏望陛下察臣至恳，追寝误恩，检会累奏事理，除一宫观差遣，庶安愚分，不累明时。”又不许，仍遣中使问劳赐食，谕令就职。安世固不受，诏閤门以中书舍人告就赐安世，仍放谢。安世固不受，诏令依前降指挥。

　　安世又言：“臣闻贾谊之论，以谓上设礼义廉耻以遇其臣，下不能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陛下之待臣者至矣，而臣之所以报陛下，无有他能，惟思砥节砺行，进退出处之际，不为天下清议之所弃，庶几不负两宫拔擢之恩尔。臣论事亡状，方俟黜幽，久病未瘳，自宜避位。更蒙进职，愈重不遑，是以屡渎天聪，愿寝新命，圣慈容贷，累加谕训。臣若于恩礼勉强奉承，行不顾言，利胜于义，则报上之节丧矣，陛下亦安用之？自来臣僚凡有除授，分所当得，惟以礼辞，朝廷必使受之，无不可者。如臣今日所请，直以义有难安，宁伏稽慢之重诛，不敢顺命而苟止。”贴黄称：“臣窃虑朝廷以臣尝备从官，不欲遽置散地，必假一郡，以示恩礼。然臣卧病累月，身心衰耗，实难强勉，以修职事。兼臣母老多病，不能出京，俟君命已行，旋且辞免，深恐愈成烦渎。伏幸圣慈曲从臣请，止除一宫观差遣，任便居住，庶得上供亲养，下就医药。”诏不许。

　　安世又言：“今朝廷之奸邪尚在，愚臣之疾病未瘳，岂敢更窃宠荣，干犯清议？惟陛下全臣节于今日，责臣报于异时。”于是诏从安世所请，与梁焘、朱光庭同出。焘、光庭所以乞外任，皆为邓温伯故也。（梁焘、朱光庭辞免尚书、给事累奏，当检附。）

　　焘初逼以礼恩受命，顾于义未安，既经坤成上寿，退即伸前请甚力。光庭始不为此计，而众责交至，遂继之。辅臣于帘前先拟焘直学士，至光庭、安世，吕大防曰：“此二人若除待制，恐优，欲与修撰。”刘挚曰：“于法，自侍郎至谏议大夫，若除他官或外任者，并换待制。”大防曰：“鲜于侁自谏议大夫换修撰。”挚曰：“旧法，在一年内者如此。于时未有并换待制之法，今则有正条。”大防曰：“恐今后皆讦直以取美官而去。”挚曰：“如此，则是以言事责降，缘已经昨来一番升迁，焘为尚书，二人为给舍矣。”大防曰：“诚如是，恐稍优，则二三人必未肯受，又辞免纷纷。”太皇太后谕曰：“诚是，诚是。且除修撰，不久别与差遣。”许将进曰：“二人既罢待制，则焘独除学士，如何？”大防曰：“亦须比类一般。”遂改待制。既奏他事毕，挚再奏曰：“未委三人作平词，作责词？”谕曰：“岂可作责词？”挚曰：“且如此，只作平词，相次别改职名。”遂退。（此用刘挚日记增入。）

　　挚尝自叙云：

　　去年秋八九月闲，挚为中书侍郎，内降一角付中书省及尚书省画可二状，其一裁减宗室宂费，其一裁定六曹吏额。户房请封送尚书省，挚曰：“常时文书作录黄过门，今封送，何也？”曰：“尚书省却施行已久，寻常奏状后，帖云‘乞付尚书省’，今忘帖，故降中书尔。”挚曰：“画可付中书，不依敕令行之，便否？”曰：“欲问过尚书省当如何。”许之。本房帖子云：“内降二状云云，未委作录黄直送都省？都省类此事者，见今用何法？如何施行？”初，自上临政以来，凡赋取于民皆有艺，向之官吏横敛重赋，一切罢之，然国之用度尚如故，有不给之忧，故议裁节宂费，置局于户部，及令门下、中书后省减定诸司吏额。后省取索，禀议逾年，事垂成矣。都省封桩房令史任永寿者，强明有心计，元系外司吏人，指取入省，素与三省吏不相能，而深嫉其朋党，故密具内外诸奸獘，囊橐根株，投诸宰执，而遂大为吕大防委信，乃令专总裁省之事。永寿有智虑，恐孤不可立，即拔都事时忱、吏房主事苏安静、守当官时恽同领其事，尽收户部、后省之所上，置吏额一房于都省，指射司空府为局。其所裁定，诚为详允，但二三人性资邪狡，又事权寖熏灼，数数挟宠作势，出语以胁众，于是人皆恶之。每入文字，永寿持至两省，略指说大槩，请同书进入，乞付尚书省，本省用白敕行下。至是，得中书贴子，后三日，永寿至曰：“得丞相旨，令两省各差人吏赴吏额局同行遣。”挚始觉永寿有交斗，即语之曰：“本为内降二状，未知合如何施行，故令问之，岂是欲与两省吏人为地，使就都省分功邪？诬妄之语闲相公，帖子如不欲报，即留下。”永寿恐曰：“不敢如此。内降二状，依常行不妨遂作录黄行出。”居二日，永寿又持一札子藁至，曰：“吏额房文字，昨来为要谨密而速，故如此直行，然未有法令，欲作三省同请：应吏额房裁省事，依致仕官文书行遣例，所贵得一指挥遵守。”挚曰：“昨为乞致仕者经历迂滞，多使不及被受而亡，故去年门下直付都省，贵行之速也。今裁省事恐不必务速而废法，若曰‘欲谨密’，则一省岂独不谨密乎？候与三省面议。”又累日，大防袖此札草示挚曰：“此事且与了之。”挚曰：“诺。”而犹不知大防之见疑也。未几，中书奏留得替法司刘唐叟，已得旨，而右司晁端彦、王古与令史任彦妄以此献大防，以谓“方议减吏而留之，是增吏也。”而不知有法也。大防得此，喜，执诣都堂，声色俱厉见问，挚徐答之曰：“中书依条耳。”久之，曰：“待别商量。”既去，右司以帖子问唐叟，愿不请券则可。唐叟规于在职待遣，无所计，兼亦知其意，遂不敢辨，供状只就本俸。尚书省再画旨，如此，非法也。挚于是知大防怨之深，用是见报尔。既见报，挚又不校，一切事定矣。未几，挚迁门下，而吏额事毕，四人论功，考功依条以减年有差上之，而都司皆不用，擅拟优例：永寿即前后功换班行，忱改官，安静减三年，先次补都事，恽减年磨勘。于是外议沸腾，以谓吏额自是后省行遣逾年，略已有序，临欲成就，而永寿辈攘去，所以两月而毕，虽比后省有所增损，而原根本在后省，其成十之八九矣，今酬奖太优。中丞梁焘、谏官朱光庭刘安世、御史孙升贾易，次第交章论其非，四吏者皆被裁，止用考功原拟。于是大防疑滋甚，盖言路三四子皆昔挚台中所与故也。赖三四子不知挚之尝所争者，本为敕令不经中书、门下，给、舍皆不预闻耳，而止弹忱辈怙权卖威，都省听其邪说，以优赏徇之，如此而已。继又击都省不守法，与吏同奸，请斥之。积数十章，其言浸恶，稍正。以永寿辈有私。挚于上前委曲陈说，以谓：“宂吏、宂费，理合裁省，今吏额所定，粗得平允，惟是被减之人不能无憾，故造作谤议，然事初如此，久则定矣。忱辈诚不堪，然本是置局主裁省者也，今若痛治忱等以及郎官，则不惟快怒者之心，而今后徼幸不复可制，一切当姑息，有害政体。”常以此意奏之，然帘中尽知忱辈从来之恶，必欲逐之，故四人皆出，而忱、安静犹得堂除，都司皆无恙，诉者皆不行。大防见挚于此事有力，则喜，屡为四都司及对客曰：“兹事非刘门下不易平。”出此言，欲挚之知也。然诉者亦因挚而不行，怨有归也。挚之拙常如此。

　　事虽已定，然大防怒言者刻骨，思甘心焉，而未有以发。议者亦以谓言路之祸自此始，众口一词。未几，有温伯之事。及今日制下，外论曰：“可谓一网尽之。”独孙升者，前此上谕谓其忠直能言事，可迁侍御史，以故虽众人同体，晚方请罢亦不切，故不去，欲其去者亦不甚挤之。前论都司，升语最直，故曰“能言事”殆以此。及进呈孙升再乞黜温伯状，其贴黄曰：“风闻文彦博临行遍语宰执曰：‘温伯之召，却是彦博属中书侍郎拟进，今既人言不便，莫若罢之。’有以知温伯之命，非二圣意也。”（孙升状见六月辛丑。）自焘等迁尚书后，凡言温伯者，章皆不下，忽降此章。大防与傅尧俞亟入一札乞辨明，亦付外。初议籍籍，以西京韩缜与温伯议姻，患于相远，故抵书尧俞，俾召温伯。尧俞，韩氏壻故也。缜家有乳媪，出售于从官家，漏说此事。又云黄景丁忧居彦博之第，常见彦博，景故善温伯，屡请曰：“温伯宜召还。”故彦博以语尧俞，彦博非欲温伯归，特以景所属也。又云乔执中有女许温伯之侄，侄孤，从温伯，执中累以干尧俞。积三祷于怀，故敢倡端，而升之言盖得其粗也。今日，尧俞避此事告假。既进呈，大防说欲诘升以言之所从来，此盖又有疑心。帘中屡笑而不答，久之曰：“彦博曾与宰执说否？”大防曰：“何曾说此。”挚曰：“彦博果有所祷于人，则彦博岂肯与人说？”谕曰：“此不消理会。”许将亦曰：“诚无可根问。”又二日，尧俞乞辨明状进呈，谕曰：“外议有多少般数，言事官出于风闻，必料无此事。”尧俞即曰：“既蒙辨察，臣更无所论。”（挚与大防辨吏额房事，已附五年六月末。先据苏辙遗老传、龙川略志并奏议及刘仿、王知常所编挚行实编修，后得挚日记，叙此事尤悉，今并存之。虽文字重复，两见之要无伤也。）御史中丞苏辙、侍御史孙升言焘等不当出。辙一奏，升三奏。升言：“伏见梁焘、朱光庭、刘安世三人并从外补，三人极言切谏者，意在爱国尊君，明至公大义于天下后世而已。臣不量蝼蚁之力，冒渎天听，至于再三，与三人之意无异也。今三人者既去，则微臣岂能自安？伏望圣慈怜察孤忠，罢臣言职，少慰公议。”皆不报。（一奏、三奏，据王岩叟系年录升言增入。王岩叟系年录：“岩叟封还邓温伯除名不效，台谏交攻不已，岩叟乞辞中书舍人。五月十八日，除龙图待制、枢密都承旨。二十六日，以梁焘为权户部尚书，朱光庭给事中，刘安世中书舍人，殿中侍御史贾易国子司业。诸人皆不受命，贾易以中闲引避子由为独坐，与三人少异，先除淮南提刑。三人辞之再三，一日，遣中使押况之、公掞受告，器之以在告，遣使赐食问劳。况之、公掞既至殿门，又遣御药陈衍宣谕，特谕况之，语良久，二人不得已受命，又押赴省供职，况之即于谢札便言候过坤成，再有所请。八月，况之出，以龙图阁待制守郑，公掞以集贤殿修撰守亳，器之以集贤殿修撰提举崇福宫，留京师。侍御史孙升独不去，然亦论之至再三，御史中丞苏辙一论遂已。”）

　　閤门言：“景德、祥符、宝元、熙宁中，朝廷委近臣梁颢、李宗谔、陈彭年、张知白、李淑、宋敏求同閤门官修定仪制，行之已久，颇为详备。至元丰四年，诸司敕令式所厘为仪、式、令、敕，比之旧仪，不无阔略。请委官与閤门官以旧仪制、图策并见行仪、式、令、敕，同看详修定，不分仪、式、令、敕，仍旧为閤门仪制。”诏枢密院都承旨王岩叟、秘书少监王钦臣同閤门官修定。（旧录云：“先帝分修法体制曰：‘禁于已然之谓敕，禁于未然之谓令，设于此而待彼之至之谓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之谓式。’敕、令、格、式，由是始明。元祐百度更张，閤门亦附会废革。”新录辨曰：“敕、令、格、式，已备载神宗实录；閤门附会，何足为一时轻重？皆不必书，今删去。”）

　　兵部言：“将、副押队差赴别路权驻札者，其般家人比赴任接候人数三分减一，仍并差厢军。”从之。（新无。）

　　甲寅，前京东路转运副使范锷督捕军贼有劳，特诏奖之。（七月二日，锷已除金中。）

　　吏部言：“官员犯私罪，若老疾差替者，依近敕便令罢任外，其公罪差替愿罢者听。”从之。

　　乙卯，吏部言：“官员在任，除差出应副军期及河防危急等事外，应差出州界，每考通计过百日者，所余月日并不理为考任。”从之。

　　丙辰，客省使、嘉州刺史王光祖为太原府路副总管。先除知邢州，以御史中丞苏辙言，光祖昔知泸州，用刑惨酷，买金亏价，不可以长民，故有是命。

　　著作佐郎兼侍讲司马康直集贤院、管勾崇福宫，以病请也。（六月四日，除左司谏，病不能拜；九月六日卒，十六日，赠谏议。）

　　专切措置湖北边事司言：“第七副将、内殿承制（案：原本作“丞制”。考宋史职官志无此官名，当是“承”字之误，今改正。）王安父子领兵攻破铜木贼寨，更入歌新峒，皆为贼所杀。伏望优与推恩，以励效死之士。”诏王安赠皇城使、遥郡防御使，诸子与六资恩泽，赙赠有差，令钤辖司差人送其家属归乡。

　　刑部言：“提刑司上下半年申奏诸州盗贼帐状内，开说获未获比折等事，乞著于式。”从之。（新无。）

　　御史中丞苏辙言：（九月末，再论渠阳蛮事札子云：“前月二十四日，面进札子，论义问处置乖方。”即此札子也，今附本日。）“臣窃见朝廷近差唐义问处置渠阳寨夷人事，议者以为义问文吏，无他才能，不习边事。去年受命废渠阳军，为夷人所图，穷困危蹙，计无所出。时知沅州胡田在围中，为设诡计，诈欺诸夷，言义问当为奏复军额，及乞为酋长改官。夷人信之，聚听事前，监令发奏，义问假此仅得脱归。寻遣急递追还前奏，言既不验，诸夷且知其诈，后来每每作过，义问指挥沿边不得申报。今来朝廷复以边事专委义问，（七月六日，委义问专切措置边事。）深虑无益有损。是时臣以未知义问为人，既见朝廷再加选用，疑亦可使；今访闻边事沓至，义问所遣东南第七将王安入界阵亡，其所陷没将校非一，臣方知众议果信不妄。兼访闻得见今作过杨晟台等手下兵丁，虽止五六千人，然种族蟠踞溪峒，众极不少，晟台桀黠，屡经背叛，惯得奸便，加以山溪重复，道路崄绝，汉兵虽有精甲利械，势无所施。若措置得所，本无能为，或经画乖方，实亦未易扑灭。义问前来举动，已为外夷所轻，今复经败衄，实难倚仗。盖古今将帅，必因已试之效，内为兵民所信，外为蛮夷所畏，威名已著，故功效可期。今警急屡闻，死伤已甚，谓宜别加选任，以遏寇攘。臣窃见知潭州谢麟屡经蛮事，颇有勤绩，溪峒之闲，服其智勇，众议皆谓欲制群蛮，未见有如麟者。伏乞指挥密院，检会麟前后履历功状，如众言不虚，乞赐委用，庶几蛮寇可速平定。臣区区忧国，辄采公议，以补万一。”贴黄：“湖北渠阳与湖南莳竹，本羁縻徽、诚州也。访闻昔虽置为州县，然与沅州等处事体不同，盖沅州等处，昔皆用兵诛锄首领，或徙置内地，荡平巢穴，故所置州县久远得安；今渠阳、莳竹虽名州县，而夷人住坐一皆如故，城池之外，即非吾土，道路所由，并系夷界，平时军食、吏廪，空竭两路，今欲举而弃之，实中国之利也。然其兵民屯聚，商贾出入，金钱、盐币贸易不绝，夷人由此致富。一朝废罢，此利都失，此其所以尽死争占而不已者也。自来废罢堡寨，全护兵民，捍御追袭，其事非易，况今夷人阻截道路，兵未得进，若不得良将处置，实恐为患不浅。又其种族遍据诸峒，跨陟湖南北、广西三路，凡有措置，当使三路同之。只如渠阳、莳竹唇齿相依，若渠阳先废，群夷并力以攻莳竹，势难独存。今朝廷独使湖北处置，疑其事有未尽。今若别遣官经制，宜令通管三路边事，所贵诸处利害不至抵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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