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元祐四年十二月(2)

元祐四年十二月(2)

　　甲子，宝文阁待制、知颍州曾肇知邓州。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肇资禀奸回，趋向颇僻。昨来蔡确谤讪君亲，天下臣民所共疾怒，而肇倡为邪说，惑乱众听，以至捭阖执政，欺罔同列，苟有可以救确者，靡所不为。上赖圣明，得正刑典，肇不自安，遂乞外补。陛下敦尚宽厚，贷而不诛，犹假从官，出守近郡，搢绅之论，固已不平。到颍半年，遽易帅路，非特无以示好恶于天下，亦恐气焰凶慝，小人浸长。伏望圣慈审度事理，收还新命，以允公议。”诏曾肇改知齐州。（改齐州，在明年正月十一日，今并书。）

　　是月，宥州牒：去城十里作熟地，外十里两不耕，作草地。（政目有此，明年正月二十四日可考。）

　　左谏议大夫刘安世言：“臣伏自前月末闻传圣旨，权罢讲筵。是时近兴龙节，意谓将有燕飨，是以暂辍迩英之幸，用成庆礼。今复半月，别无政事，亦非有前岁大雪苦寒之故，而劝讲之臣久不得望见清光，臣固已疑之矣。乃者民间喧传禁中见求乳母，臣窃谓陛下富于春秋，尚未纳后，纷华盛丽之好，必不能动荡渊衷，虽闻私议，未尝辄信。近日传者益众，考之颇有实状。臣忝备言职，当谏其渐。伏惟皇帝陛下天锡睿圣，纂承大业，太皇太后陛下慈仁正顺，保佑备至，覆载之内，莫不倾耳拭目，以望风化。而或者之论，乃谓陛下稍疏先王之经典，浸近后庭之女宠，此声流播，实损圣德。昔者尧之受命，惟以天下为忧，而不敢以位为乐。成汤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著之方册，万世称颂。皇帝陛下不可以不勉，太皇太后不可以不劝也。伏望圣慈为宗庙社稷之大计，清燕之间，频御经典，仍引近臣，与之论议前古治乱之要，当今政事之宜，悉俾开陈，以助圣学。无溺于所爱，而忘其所戒，则天下幸甚！”（十二月八日兴龙节。）

　　先是，给事中范祖禹上疏皇帝曰：

　　臣伏见陛下嗣位以来，端拱渊默，专意学问，臣侍经席，于今累年，陛下天纵生知，圣德纯茂，接对臣下日日如一，未尝少有差失，此实上天眷佑皇家，保育生民，宗庙社稷无疆之福也。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区夏，栉风沐雨，削平僭乱，以立子孙万世之基也。传之太宗，至于真宗，遂致太平。仁宗年十三即大位，章献明肃太后安定邦家，调护圣性，是以四十二年之间，德泽深结于民，天下至今思慕不忘。英宗自藩邸入继大统，四海之内，同心爱戴。先帝励精求治，宵衣旰食，躬勤万事，十有九年，不幸早弃天下。陛下年始十岁，嗣登大位。当此之时，人心懔懔，忧危万端，幸赖太皇太后保佑扶持，勤济艰难，斥退凶邪，登进忠良，诏令所至，百姓欢呼鼓舞。数年以来，中外晏然，北狄西戎，无不顺从。此皆太皇太后之德也，臣不知陛下将何报之？

　　臣窃思陛下所以报之，唯在进德爱身而已。陛下进德，则为太平高世之主，光显祖宗之业，发扬太母之训，使天下之人皆欣欣然曰：“祖宗之德，太皇太后之力。”如此，则岂惟皇天祖宗飨佑陛下，太皇太后亦不虚勤劳矣。陛下爱身，则无疾疚，不贻太皇太后之忧。孟武伯问孝，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夫父母之忧，莫切于子孙之有疾疚，他日陛下有子，当自知之。陛下若不进德，不爱身，虽极四海九州之养，亦未足为孝也。臣自今秋闻外人言，陛下于后宫已有所近幸，臣初闻之，不以为信，数月以来，传者益多，或云已有怀娠将育者。言之所起，必有其端，臣诚至愚，不能不惑，故敢先事恳切言之。

　　陛下内承慈训，外勤圣学，方当祗畏以事天地，诚孝以奉宗庙，思六圣之勤劳，念帝业之艰难，四方之人，无不延颈举踵、注目倾耳，观听陛下德业之光、名誉之隆，以望太平，陛下可不慎哉！今陛下未建中宫，而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伤于太早，有损圣德，无益圣体，此臣之所甚忧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言人少时血气未定，而先伤伐根本，则损寿考之福，故君子戒之。陛下今年十四岁，而生于十二月，其实犹十三岁，此岂近女色之时乎？陛下上承天地、祖宗、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业，为亿兆人父母，岂可不爱惜圣体哉？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守身所以事亲也，爱身所以爱天下也。陛下上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休戚皆系于陛下之一身，岂可不爱惜圣体哉？方今群臣之心、万民之情，正望朝廷如天圣以来，所望陛下法则仁宗而已。祖宗天下百三十年，如宝器之无缺；陛下行纯德备，如美玉之无瑕。臣窃为陛下宝之惜之，爱之重之，陛下岂可不爱惜圣体哉？臣闻仁宗未纳后已前，未尝近幸后宫，是以气体康实，在位最久。臣今观陛下气怯，恐不能如仁宗少时，岂可不爱惜圣体哉？前世人君多所经历，乃能周知天下之情。今陛下生长深宫，稼穑艰难未知也，人之情伪未见也，国家政事未习也，六经圣人之言未尽读也，前史兴亡之戒未尽阅也。天下至大，万事之众，何所不关圣虑，岂可不爱惜圣体哉？

　　古人有言：“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陛下春秋鼎盛，方当崇经术，迩端士，敦尚素朴，屏去纷华，不宜先留意女色，使天下失望，以启小人之心。何则？陛下若好德，则贤人皆动其心，欲助陛下之德，而图天下治安，故于陛下有益；陛下如好色，则小人皆动其心，欲奉陛下之欲，而图一身之富贵，故于陛下有损。贤人进则治，小人进则乱。人君所好，不惟系一身之损益，实系天下治乱，不可不谨。陛下于此二者，将何择焉？

　　昔汉成帝自为太子时，以好色闻，其后逸欲无节，终为汉室昏乱之主，汉之基业由成帝而坏，岂可不慎其细哉！唐太宗欲纳郑仁基女，魏征谏而止之。宪宗时，教坊称密旨选良家子纳禁中，李绛上疏谏，乃止，悉还之。文宗末，李孝本女入宫，魏謩谏，即出之。古之忠臣爱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无过之地，使天下莫得而非议之也。人君所爱，莫切于身，人臣亦莫切于爱君之身。臣滥备劝讲，以辅导圣德为职，怀此忧虑，已二三年。不能言于未然，致陛下已有声听流闻于外，此臣之罪也。臣今若犹不言，他日陛下或专意声色，委权臣下，纪纲坏乱，政事荒僻，使天下以陛下为逸欲之主，则臣之罪岂可胜责？虽悔恨万状，何所及哉。

　　伏望陛下察臣之言，专精一意，勉强学问，日新德业，无时逸豫，事亲则思孝，居处则思敬，动作则思礼，祭祀则思诚，服用则思俭，养民则思仁，使人则思恕，心则思道，视则思正，当食则思天下之饥，当衣则思天下之寒。陛下每思及此，而强学不已，则将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美，岂声色之可移哉？惟陛下抑情制欲，以爱养圣体为先，则动植之类，无不蒙福，生灵幸甚！（祖禹集乞进德爱身疏自云：元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又上疏太皇太后曰：

　　臣伏见陛下临御天下，于今五年，昧爽视朝，亲断万事，所以劳心竭力者，凡皆为祖宗社稷亿兆人民，将以太平天下付之皇帝也。臣愚窃谓陛下忧勤天下之事，必先忧天下之本；爱养天下之民，必先爱一人之身。夫一人之身，天下之本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天下安危系于人君之一身，身安则天下安；天下治乱出于人君之一心，心正则天下正。欲治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当今之急务，久远之计虑也。

　　陛下内保佑圣躬，调护起居，外成就睿德，勉进学问，前此未尝闻有纤毫之失。今之所闻，则异于前，外议籍籍，皆谓皇帝已近女色，后宫将有就馆者，有识闻之，无不寒心。皇帝今年十四，其实犹十三岁。千金之家，有十三岁之子，犹不肯使近女色，而况于万乘之主乎？陛下爱子孙而不留意于此，非爱子孙之道也。譬如美木方长，正当封植培壅，以待其蔽日凌云，若戕伐其根，岂不害哉？臣尝见司马光言章献明肃太后保护仁宗皇帝，最为有法，自即位以来，未纳皇后以前，仁宗居处不离章献卧内，所以圣体充实，在位最为长久。章献于仁宗，此功最大。臣考之国史，仁宗乳褓，章献使章惠太后护视，章献临朝，仁宗起居饮食，章惠必与之俱，所以保佑扶持，恩意勤备。然则章惠保护仁宗，乃章献太后之意也。今陛下临朝，日有万几，至于左右护视皇帝，臣不知有如章惠者乎？若未能如章惠，则陛下岂得不留意也？

　　陛下以朝事责宰相，以边事责将帅，人君阙失、群臣邪正责谏官、御史，皇帝学问责讲读官。若朝事不治，宰相之罪也；边鄙不宁，将帅之罪也；人君阙失不知，群臣邪正不分，谏官、御史之罪也；皇帝学问不进，臣等之罪也。至于皇帝起居之节，嗜欲之际，此最切身之事，岂可无任其责者乎？陛下博览史册，洞知古今，古之帝王，何尝不以女色损寿考之福？惟伤于太早，败于无节耳。思之至此，可谓切骨之戒。臣所以不避诛戮，为陛下言之。

　　伏望陛下与皇太后、太妃详论此事，有损圣德，不益圣体，宜戒饬保傅，令一以章惠为法。今圣心已有所知，虽不能防于未形，犹可以止其将然，俟中宫既建，然后渐广继嗣之路，则陛下亦可以不劳圣虑矣。今若不加止节，女色争进，数年之后，败德乱政，无所不有，陛下虽欲悔之，岂可及乎！臣窃观皇帝天资纯粹，有上圣之资，年益长则宜德益进，方当向学，以养圣功，天下引领以望辉光之新，倾耳以听名誉之隆。聪明之开发，睿智之深远，皆系于十五六之时，不可失也。陛下必欲皇帝气体康强，德性成就，以为宗社无疆之福，莫切于今日矣，不宜先以好色闻于天下，失众庶之望。臣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惟陛下深思远虑，察臣狂瞽之言。疏皆留中。（祖禹集上太皇太后疏，乞保护皇帝圣体，自注云：十二月二十五日。）

　　初，刘安世呼牙媪为其兄嫂求乳母，踰月无所得，安世怒诘之，姥曰：“非敢慢也，累日在府司，缘内东门要乳母十人，今日方入了。”安世惊曰：“汝言益妄。上未纳后，安有此？”媪具言内东门指挥，令府司责军令状，无泄漏。安世犹未之信。任府司者，适安世故人，亟以手简问之，答云非妄，安世遂抗章论列。他日，吕大防等奏事已，将退，太皇太后留大防谓曰：“刘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意则甚善，但渠不知耳。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小公主尚须饮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合内寝处，宜无此。老身又尝究治，果无之。可说与安世，令休入文字。”大防对曰：“谏官例不与宰相相见。”太皇太后曰：“然则当如何止安世文字勿令再入？”大防曰：“范祖禹见修实录，臣每间日过实录院，必见祖禹。刘安世与祖禹同省，臣当以圣旨令祖禹告安世。”太皇太后因言祖禹亦有疏论列后宫进御事，并令吕大防谕止。及祖禹得大防所传圣旨，即过安世具道之，安世曰：“此事实系圣德污隆，安世以谏名官，何敢缄默？纯夫方侍经幄，上所亲信，又岂得不言？”祖禹曰：“固尝言之矣。”安世曰：“宰相所传圣旨，盍具奏知，万一为所绐，虽悔其可追乎？”

　　安世乃奏曰：“臣今月二十七日给事中范祖禹至本厅，密传宰相大防闻德音，谕臣以所谓后宫事实未尝有者。稽首承命，感抃交集。臣历观前世之主，鲜有不以声色为累，至于近之太早，御之无节，则又不能保固真源，增益寿考。圣贤所戒，可为寒心。且世俗之间，粗有百金之产者，犹知爱其子孙，以为嗣续之托。而况国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圣忧勤积累之基业，陛下继而有之，可不以自爱自重，以为宗庙社稷无穷之计乎？臣误蒙圣恩，擢置谏列，使陛下日新之德，未有以大著于四海，而亲近女宠之谤，先播于众口，臣虽愚暗，亦深忧之，所以不避谴诃，先事进戒。若陛下实未尝为，则臣之所言，犹不废谏官之职；若陛下万一有之，则臣进说，已是后时，虽不敢逃旷官之诛，顾亦何补于事？惟冀陛下爱身进德，留意学问，清心寡欲，增厚福基，臣不胜惓惓爱君之至！”

　　祖禹奏曰：“臣自今月二十三日，为吐泻腹脏不安，请假将理，于二十七日参假朝见，至门下省见宰相吕大防，谕臣二十四日面奉圣旨，两谏议并臣所言后宫幸御，无此事者。臣自二十三日为病家居，当日上皇帝疏，至二十四日，吕大防令实录院吏语臣，如入省，即过厅相见。臣以方病，未能入，至二十五日，又上太皇太后疏。缘臣二十五日以前，未见大防，不知已有圣旨，所以更入后来文字。今日大防面谕，乃知臣等所闻外议，尽是虚传。陛下恕臣狂愚，不赐诛责，复蒙宣谕，令臣具悉，臣且喜且惧，不能自胜，实天下幸甚。然臣所言皇帝进德爱身，所宜常以为戒；太皇太后保护皇帝，安身正心，久远之虑，亦愿因而勿忘。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也。臣窃惟皇帝有上圣之资，方养德向学，涵育仁义，臣侍经左右，而有闻于道路，实怀私忧。是以不存形迹，不知忌讳，发于诚心爱上，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虑；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虽言无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因闻虚语，以为实戒，则四海生灵动植之类，永被其福。臣蒙宽宥罪戾，无任恐惧喜幸之至。伏缘圣旨令大防谕臣，合具奏知。”贴黄称：“大防令臣谕与本省谏官，臣退至门下后省，已谕刘安世转谕朱光庭讫。”

　　其后，章惇为宰相，上语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宫嫔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一日，觉十人者非素使令，顷之，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泣涕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上疏，太皇太后诘之。”惇与蔡卞谋诬元祐大臣尝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刘安世、范祖禹论后宫乳母事最大，而实录都不载。旧录不书，固也，新录又因旧录，止于祖禹传略见之，诚不可解。今以安世尽言集、祖禹家传及吴幵漫堂随笔增修，附之十二月末。安世未尝为讲读官，刘景真记其父安世云职在经筵，误也。景真谓安世谓其兄嫂求乳母，而吴幵云求从嫁婢，当从景真。又景真以府司录为章惇，而吴幵以为曾镇，未知孰是，今不复书其姓名。吴幵又云：安世既奏疏，又入对面陈。据安世集乞早补谏官疏云：“去年十月十二日，与左司谏韩川于延和殿奏事后，凡百余日，不得一至法座前。”此疏盖五年正月末间所上；其论乳母，乃十二月事，然则一冬止十月十二日面对耳，吴幵所云盖妄也。祖禹称朱光庭亦有疏论列，而他书皆无所见，当考。今既删取异论，仍并录于后，更须考详。范仲熊作其父祖禹家传，具载此事，云：刘公尽言集有两札子，前札子无月日，后札子今月二十七日，给事中范某至本厅云云，亦别无当时记录文字。据刘公之子景真追记云：“元祐中，先人任左谏议大夫，因为兄嫂求乳媪，有牙侩王其姓者，出入颇久，令求访，踰月无所得，遂呼前责之。王谢曰：‘已得一人，方欲供呈间，禁中要乳媪十人，遂取以塞责。’先人大骂曰：‘此益妄耳！上犹未纳后，安用此？’王又曰：‘前日内东门指挥，仍于府司录处取军令状，不得漏泄。’偶府司录是一故人章惇，即飞数字询之，章亦不敢答简，只于纸尾批‘如所论’三字。王媪之言既不妄，遂因无故不御经筵，抗疏论列，其章留中。一日，宰相吕大防已下奏事讫，将退，太母宣谕：‘相公且住。近刘谏议有章疏论禁中求乳母事，此人意则甚好，但他不知耳。非是官家要，乃先帝有一二吃乳公主也。相公可谕刘谏议休入文字。’丞相对云：‘自来执政无例见谏官，今呼刘安世来宣谕圣意，愈更张皇。’太母云：‘却如何止得此人文字？’丞相进云：‘今范祖禹见修国史，与刘安世乃前后厅。臣间日一入史院视藁，臣亦不敢见刘安世，当令祖禹传宣圣意。’太母连云：‘甚好！’先人一日在本厅，忽报范给事来，先人循例请更衣献茶。小吏云：‘给事穿执。’又遣人以常例传语，范公云：‘请谏议亦穿执。’先人遽朝服而出，才相见，尽屏左右，仍闭阁门子，揖先公躬身听宣。先人惊惧俯伏。云：‘早来延和殿宰臣面奉太皇太后陛下圣旨宣谕，谏议所论禁中觅乳母事，乃先帝一二小公主要，更不须入文字。’先人再拜谢恩讫，与范公坐，因曰：‘安世官居谏列，职在经筵，外议沸腾，考之有据，此事实系圣德之污隆，不敢缄默。如给事以经术侍帷幄，最为上所亲信，莫须入一文字否？’范公云：‘祖禹初不知，当与谏议同入章也。’复云：‘见说禁中甚畏公此疏，再举之事如何？’先人云：‘亦须道破给事已达圣意，万一吕相诈称中旨，将何取证？’范公以为然，遂入后疏。”景真所记如此，然先公十二月二十三日上皇帝疏、二十五日上太母疏，盖元祐诸公论事各不相知，先公尤谨密，不以语人，景真止记刘公事耳。至二十七日，已有宣谕，故先公第三章与刘公再奏同日上也。景真所记不及诸公，又云“早来宰臣面奉圣旨”，以此知景真不得其详。刘公谓先公莫须入一文字，以此知先公初未尝告刘公也。又陈左司权所记刘公之语，刘公谓先公莫须入一文字，先公云亦曾有一文字，此说恐近之。吴幵漫堂随笔云：刘安世言，元祐初，为左谏议大夫，因嫁女，呼牙姥欲买从嫁婢，累呼不至。一日晚，坐厅事，姥忽至，安世责之，姥云：“累日在府司，为内东门要乳母，早来方入了。”安世惊曰：“内中何故买乳母？”时曾镇任府司录，急写数字问之，镇报云：“有之。”安世章疏上言：“王上冲幼，早近女色，非所以延寿命之福也。太皇太后保佑，不宜有此。”语甚切至。一日入对，复面陈之，宣仁曰：“儿在老身榻前阁子中寝处，当无是事。”又明日，宣仁亦语宰相吕大防曰：“相公可留。刘谏议来说与老身，究治并无此事，令放心，更不须入文字。”大防奏云：“谏官例不与宰相相见，给事中范祖禹与安世同省，臣当传陛下之旨，使祖禹告之。”祖禹过安世传旨，坐献茶，安世曰：“纯夫官侍从，又在经筵，此事莫也著理会否？”祖禹媿谢云：“亦上疏。”后绍圣中，章惇、蔡卞建言，元祐大臣与宣仁有废立议，指安世、祖禹言为根，二人遂得罪几死。绍圣六年，中书舍人任申先述其父伯雨言，蔡卞疏乃谓当时禁中为高族雇乳母。又云：蹇序辰言章惇谓序辰曰：“哲宗绍圣初语惇云：‘元祐初，朕每夜只在宣仁寝处前阁中寝处，宫嫔在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长者。一日，觉十人非寻常所用者，移时，又十人至，十人还，复易十人去，其去而还者，皆色惨沮，若尝泣涕者。朕甚骇，不敢问，后乃知因刘安世章疏，宣仁诘之。’”刘安世言行录云：宣仁因安世上疏，始穷诘其事，乃知雇乳母者为刘氏也，宣仁怒而挞之，由是刘氏深怨望安世。其后专宠，孟后幽废，正位中闱，是为昭怀皇后。按他书未有即以此为昭怀者，事当考。言行录，维扬马大年所编次也。）

　　御史中丞梁焘言：“臣愚尝求世务之急，得诸导洛通汴之实，始闻其说则可喜，及考其事则可惧。窃以广武山之北，即大河故道，河常往来其间，夏秋涨溢，每抵山下。旧来洛水至此，流入于河，后欲导洛，以趋汴渠，乃乘河未涨，就嫩滩之上，峻起东西堤，辟大河于堤北，攘其地以引洛水，中间缺为斗门，名通舟楫，其实盗河水以助洛水之浅涸也。洛水本清，而今汴常黄流，是洛不足以行汴，而所以能行者，附大河之余波也。增广武三埽之备，竭京西所有，不足以为支费，转运司每干于朝廷，朝廷不得不为之应副。窃计自缘清汴之费，其失无虑数百万计，从来上下习为欺罔之奸，朝廷惑于安流之说、税屋之利，恬然不以为虑。而殊不知新沙疏弱，力不能制悍河，水势一薄，则泛滥溃散，将使怒流循洛而下，直冒京师，其患可胜言耶！此其大可惧者。是甘以数百万日增之费，养异时京师万一之患，亦已误矣。夫岁倾重费以坐待其患，何若折其奔冲，以终除其害哉？为今之计，宜复为汴口，依旧引大河一支，启闭以时，还祖宗百年以来润国养民之赐，诚为得策。汴口复成，则免广武倾注，以长为京师之安；省数百万之费，以纾京西生灵之困；牵大河水势，以解河北决溢之灾；便东南漕运，以蠲重载留滞之弊；时节启闭，以除蹙凌打凌之苦；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舶，以供京师之饶。为甚大之利者六，此不可忽也。惟拆去两岸舍屋，尽废僦钱，为害者一而甚小，所谓损小费以成大利也。臣之所言，特其大略耳。至于考究本末，措置纤悉，在朝廷择通习前后之臣付之，无牵浮议，责其成功。伏望圣慈面诏大臣，商择而施行之，事系国体，愿留宸念。”贴黄：“京岸舍屋最多，以其背隔街面，居民不便于经纪，往往不肯住赁，即今十空五六。京城之外，下至泗州，葢造渐少，每至一州县或店镇方有，亦不至多。若行拆去，虽是目下废却所僦房钱，却向去商贾通行，有所纳税钱，可以增补。方商旅未行之时，或致数少；久之，大船重载入汴，所得数倍之益。窃闻今年指挥闭口，因此便可施行，一面选委文武官一两员，熟旧日汴口利害者，相度来春拨口，约度分数放水，则虽未开展河道，存留即今两岸舍屋恐未至妨事，亦乞委之相度。洛口虽云经冬行运，其实水浅易冻，又置打凌兵士，虚费钱粮，终是饥冻，逐年死亡者极多。每至冻合，凌蹙岸决，民田被害，又流既浅，船小载轻，其害非一，公私阻滞。今遇开黄河闸口，放水入清洛，即舟船方行得一番，闸水已尽，船复留滞，此可见洛水浅涩，无济于行船也。自兴导洛司，比旧汴口增使臣不少，添埽兵甚多，调发急夫频并，结买梢草浩瀚，人力困弊，又其害之甚者。”

　　焘又言：“臣近论奏汴、洛利害，乞复为汴口，诚以广武堤埽不足兼恃，大河万一不御，则首为京师之忧。访闻开汴之时，大河旷岁不决，葢汴口析其三分之水，河流常行七分也。自导洛而后，频年屡决，虽洛口窃取其水，率不过一分上下，是河流常九分也。犹幸流势卧北，故溃溢北出。自去岁以来，稍稍卧南，此甚可忧，而洛口之作，理须早计也。窃以开洛之役，其功甚小，不比大河之上，但辟一百余步，即可以通水三分，不但永为京师之福，又减河北屡决之害。兼水势既已牵动，在于回河，尤为顺便。议者以为不独孙村之功可成，水势既顺，澶州故道，亦有自然可复之理。伏望睿慈断以不疑，出臣前章，面诏大臣与本监及知水事者，按地形高下、水势利害，先具图说，庶知臣言不妄。”（绍圣三年正月十七日，李仲送吏部，仲尝建议先复置汴口，废清汴故也。仲云：“自置汴口，到今十余年。”按：清汴始于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成于六月十七日。自元丰二年至元祐三年，凡十年。仲云十余年，则当是四年也。梁焘乞依旧开汴口，不知是何时。焘云：“窃闻今年指挥闭口，因此便可施行。”又云：“牵动水势，于回河尤为顺便。”绍圣二年正月十三日，宋用臣云：“自元祐二年，每冬深辄闭汴口。”按：二年冬，焘不在谏院；三年冬，亦不在谏院；四年二月，乃复为左谏议；十月，改中丞。焘乞依旧开汴口，当是四年冬为中丞时也。焘又云：“去岁以来，水势卧南，若开汴口，既可牵动水势，于孙村修河尤为顺便。”修孙村河，四年正月罢之，八月，复置修河司，然则焘云云，必在四年冬。今附年末，更徐考之。绍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蔡京言：“自元丰二年至元祐元年，八年之间，不曾闭汴口。”然则闭口必在二年冬也，更详考之。玉牒：元祐五年十月癸巳，导河水入汴。玉牒有此，他书并无。曾布尝曰：“元祐欲废清汴，下河阳相度。布时知河阳，赖以不废。”布自太原责河阳，在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自河阳改青州，在十二月二日。）

　　是岁，宗室子赐名、授官者五十一人，断大辟五千四百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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